当下世界主流宗教，佛教是最容易商业化，跟金钱最紧密的一个宗教，也就是最容易滋生腐败的一个宗教。佛教的商业化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大陆，还有泰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海外华人的那些寺院网络，僧人不像僧人更像信仰生意经营者，某某大师、某某山把佛教生意做到全球，风生水起，只不过是吃相比大陆寺院文雅一些罢了；流亡的某喇嘛及其背后的格鲁派寺院群，也有庞大生意经；据说日本寺院商业化也很严重，笔者不了解情况，欢迎旅日人士提供信息或者批评纠正。

历史上看，无论是基督教社会，还是伊斯兰教社会，都会有寺堂经济和腐败，但是他们与金钱的紧密度，以及公开追求和经营财富的热忱，比佛教还是逊色不少。

佛教是最讲出世，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没有这么讲出世，中世纪英格兰天主教鼎盛时期，神职人员不过3万人左右，占总人口百分之一，伊斯兰教更没有出家一说，但是佛教为了纯洁宗教信仰，号召人出家修行。像南朝时代的中原，以及近世蒙藏喇嘛教世界，至少五分之一人口都出家，1952年拉萨第一次人口普查有3.7万人，其中1.6万人是喇嘛。

但是僧人却跟钱的联系最紧密，你的所有宗教行为都要跟钱挂钩，似乎钱是表达虔诚的唯一有价值指标。因此，各个宗教中，佛教的吸纳社会财富能力最强，50年代出国家民委、中央民族学院等派出的考察团在藏区做的调查显示，40%的土地和多数的金银都在寺院手中。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些统计资料想象南北朝、唐代寺庙的财富拥有量，这也是中国皇帝屡次灭佛的原因之一。唐后期文献记载，“天下财富，沙门享什五六”，武宗灭佛“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这都是虚数，但是可见，寺院财富拥有量。

佛教寺院和信徒不仅坐拥巨大财富，还积极追求财富。《东京梦华录》卷三说：“相国寺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生色、销金、花样、幞头、帽子、特髻、冠子、条钱之类”；庄季裕《鸡肋编》中说：“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民主改革前，拉萨三大寺累计外方高利贷余额达5710万两藏银，根据“孜本”的统计，1950年达赖喇嘛本人放贷就达303万两藏银。当然汉传佛教寺庙从南北朝就开始同样有放高利贷的传统。

今天虽然佛教的政治影响力、社会统治力不再，但是在追求财富的积极性和能耐上是不输东南沿海的民营企业的，河南少林寺、上海静安寺、杭州灵隐寺、厦门普陀寺、普陀山五台山诸寺都是这方面的典范，如果拨开宗教外表，把他们看成经营实体的话，也可以写进商学院的案例。这些寺院背后都有一套复杂的公司运作体系，并且也跟古代一样是做金融投资的。

为什佛教跟钱联系最紧密？尤其是中国的佛教最容易成为吸纳财富的工具？这根佛教的教义体系和中国文化土壤有关。

第一, 经过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讲人和上帝之间没有中介，虚无缥缈的基督是上帝的唯一代表，只要你是虔诚信仰者，“人人都是教士”，每个人都可以与上帝直接对话。伊斯兰教也认为，穆罕默德是真主唯一使者，除此之外，真主在人世间没有任何代理人或儿子，大家都是他的臣仆，都可以直接跟他沟通，不需要中介（废除了人与神之间的中介，也就是减少了人少受祭司这一环的政治和财富剥削，这相较于原始宗教和巫术的一个巨大进步，是基督教、伊斯兰教能够迅速取代这些宗教的原因）。

而佛教世界，僧人集团充当了信众和上帝之间的代理人角色，甚至僧人也可以成为佛，所以，佛教世界有活佛、弥勒佛转世、皇帝也可以成为菩萨，根据2005年发布的《中国宗教概况》，仅中国大陆经政府认证的活佛就有1700多人。但是基督教没有活基督、伊斯兰教没有活安拉的说法，有的话肯定是异端、被烧死。

于是，佛教信徒与上帝的对话，成了与它的代理人、甚至它的现身转世之间的对话，因为上帝是遥远的、虚无缥缈的，眼前的活佛才是真实的、体现了上帝意志的，更可能直接拯救自己的，于是人对佛的虔诚，被异化为对僧人的虔诚，人对佛的供奉，被异化为对僧人的供奉。

笔者某年去甘丹寺，一位在拉萨颇有背景的朋友带我们去见某位活佛，这个活佛在山顶有小院，每位进去的人听他诵经几分钟，然后给你一个哈达，活佛旁边有个纸盒子，各位告辞的时候，都扔几千到几万不等，估计一上午至少可以得到十多万布施。某年带一群朋友去普陀寺，有个僧人给当了半天导游，大家也竞相给他送钱，潜意识认为供奉他就是供奉佛祖，会得来好报。

教士/僧侣集团充当人与神之间的代理人是最好的敛财方式。宗教改革之前的罗马公教会垄断了这个角色，通过出卖赎罪卷、代表上帝册封贵族等方式，赚取了天文数字级别的财富。经历了宗教改革后，西方不同程度废除了教士的这个角色，教士的敛财能量顿时削弱。尤其是新教就根本不承认教士有这个功能，因此，新教教会都是最寒碜的，教堂平淡无奇，神职人员基本变成服务人员。

第二，佛教讲出世，容易形成与社会分立的教徒利益集团，一旦成为社会集团，它就天然有建立维持集团长期存在的财富基础的需求。所以，

佛教更加强调布施、化缘，这是信仰集团存在的基础，它的宗教仪轨往往都要跟钱挂钩，即便你是皇帝，也要用钱布施，法门寺地宫的奉物就是例证。

而凡是不能构成一个社会集团的宗教，它就没有这种政治属性和财团属性，我们与这些神的沟通就不需要钱。比如你信民间的那些土地神、灶神之类，与它们沟通的是不需要钱的，烧香磕头就可以。

因此，佛教把布施作为信仰者的六度之首，高于持戒、禅定、般若。你布施越多越容易获得福报，可以消灾、可以抵罪，可以消除自己的贪念，可以有好的转世。

当然伊斯兰教也讲天课，基督教讲奉献，过去的比例是收入十分之一左右，不过由于他们不认可神职人员是上帝中介，因此这些布施是给教会的，而不是给个人的，你很少见到哪个大教会的神父富得流油的情况。但是由于佛教体系中，有中介或活佛的存在，最后信徒给神的布施就成了给中间人的布施，中间人拿走了信徒给神的贡献，因为我们可以常见佛教高级神职人员拥有巨额财富。

第三，佛教与中国本土民间信仰融合，把民间的财神信仰体系容纳进佛教的神祇体系，以至有了某菩萨管发财，某个庙求财最灵之说。像福建人最迷信普陀山的观音菩萨，认为它主管官运、财运，于是舟山与福建之间的航班非常密集。

佛教信徒之间喜欢讲恭喜发财，认为这是很吉祥的祝福语，伊斯兰教徒和基督徒之间都忌讳这么讲，认为你这是骂人、亵渎申领，佛诞节雍和宫人山人海很多人冲着求财而去，你在西方圣诞节不会听到“恭喜发财”的祝福。

加上中国人先有了儒家，后引进佛教，中国人对宗教没有执念，是向来实用主义的，不是我真的义无反顾信什么，而是要看我信这个神可以得到什么，内心是把宗教信仰当做一种交易。他们自动形成一个模式：我给神钱，神就得给我办事。这个行为模式其实是生活中大众与官府沟通模式的翻版，于是信仰就成了利益交换，人们企图用行贿来获得回报，而行贿的财富又落到了神的代理人手里。

所以，在中国，上述这三个要素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可以让佛教寺院财源滚滚来，有商业头脑的高级僧侣个个赚得盆满钵满，佛教寺院，尤其是大城市的佛教寺院是最充满乌烟瘴气的宗教场所，它承载了人间的一切贪欲，佛门反倒成了最不清静的地方。

笔者做以上论述，并非诋毁佛教。笔者是个潜意识的佛教信仰者，认为佛教哲学是深奥的，超越了很多西方哲学理念的。但是笔者认为，理智的信徒应该管理好自己的信仰，我们和神之间可以直接对话，不需要僧人集团这个媒介，并且现在的那些僧人中介极有可能是一个对佛经不了解、对佛信仰一点不虔诚、剃度没有多久的黑中介。

信徒需要布施积善，但是更应该是对众生的布施，比如给慈善基金捐款，而不是对僧人或寺庙的布施，这样财富大概率会流向对社会无用之处，人不能对宗教的虔诚异化为对神或神的代理人的行贿。

我们的佛教教义和宗教组织也需要进行现代性转型，我们的佛教教义从中世纪以来没有多少发展，而基督教、伊斯兰教哲学在近两三百年还是有极大的丰富，我们的宗教组织还是与现代社会缺乏适应，它缺乏一套透明民主的管理体制，规范寺院和僧侣的行为。我们的佛教只有经历现代化转型，它才能焕发新的生命力，才能真正获得信仰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