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农妇”杨某花辱骂法官的事情很火。我山东民风彪悍，我鲁西南更是这样。早些年，农村不同家族间的械斗司空见惯，有些打伤甚至打残打死的，都按民间纠纷调解结案了。近些年，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年轻人多数进了城，农村剩下的净些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邻里纠纷和械斗很少再发生了。

杨某花的案子，从表面看，像是农村械斗的缩略版：比原来规模小一些，没有扩大到整个家族，而仅限于两个家庭之间。据央广网报道，她家因房屋归属纠纷，与同村人孙某省家发生纠纷，斗殴过程中，她丈夫王某来被孙某省打成轻伤二级。

临沂经开区法院判处孙某省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杨某花不服，到经开区法院信访大厅对法官进行了长达十分钟的“实名和当面辱骂”。经开区法院当日对杨某花作出了拘留和罚款决定。杨某花当场就把处罚决定撕碎了。

这事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各种观点呈出不穷。

有的认为该处罚，杨某花素质太差，辱骂十分钟谁能受得了？有的说，处罚超越法律规定。还有的说，应让被辱骂的法官以侮辱罪刑事自诉杨某花。

总的看，这些观点都仅抓住了整个事件的一个环节，没有揪住实质。也正因此，不能为避免今后类似事件的重演，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

比如：素质高低不是评判有理没理的标准。很多时候，素质是束缚手脚的精神枷锁。“你素质高是吧？”“那就专门戳你这条软肋，就仗着这样对你，你也不敢怎么着！”这一点，细心的观众，从官方公布的视频里，就可以看出端倪。

再如：处罚有没有超越法律规定。超不超的对整体解决这个矛盾有多大关系？不处罚，又对下一步的二审形成实质制约，效仿者就会纷至沓来。处罚了，不服气，可能会导致越罚越闹。不仅执行不到位，解决不了旧问题，反而可能滋生新的更大问题。

又如：让法官以侮辱罪去刑事自诉。法官不会诉，诉了只会陷入自证清白和“网络审判”的更大漩涡。

如果沿着这些着眼表皮做法的思路，再深入挖下去，会引发对更多问题的讨论。

比如：王某花在此前的纠纷中到底有没有理？是该把房屋还给孙某省，还是该占着？

比如：发生纠纷时，谁先动的手？哪个打起来更凶猛？如果对方不把她丈夫打成轻伤二级，从而失去反抗能力，她丈夫会把人家打成什么样子？

比如：公安此前为什么没有按聚众斗殴而仅是按故意伤害立案？

再如：法官说上了审委会，审委会是真的“又审又会”，还是仅做做样子、走走形式？审委会的议事规则怎么完善？错案责任如何追究？

…………一个事连着一个事，一个理连着一个理。反倒是越说越多，越来越没有头绪和结论了。

我常说，不具体承办案件，不直接面对矛盾，很难对案情作出清晰判断。我由这个案子想到的，是怎样杜绝类似事件再次上演？杜绝的方式，与我此前的一些观点正好形成印证。我认为，有必要结合这个案子，把此前的观点再重申一遍。

一是，重视被害人的问题。

我此前专门写过，刑诉法修改和刑事诉讼程序要重视被害人的问题。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要用学理说，“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 同样作为对犯罪的反制和处罚，“刑事追诉是国家权力，由办案机关主导”。

基于上述观点，刑事案件被害人的问题，在立法、执法和司法程序中都重视不够。

有的案子，审判时连被害人都不通知，被害人不知道就判完了，没有说理和表达的机会。有的案子，办案机关连被害人的意见都不问，闷着头闭着眼就把案子判了。就连被害人委托的律师，想阅卷，都还要经过法院检察院的批准。

学理之所以被称为学理，是学习过程中总结的道理。既然是学习过程的道理，就会脱离实践。

追责权力在办案机关放着，但矛盾在被害人那里摆着。被告人和被害人是矛盾的两个方面，不考虑其中任何一面，矛盾都解决不了。

法律是解决矛盾的，而不是忽必烈的哥哥，“胡比咧咧”。不重视被害人，如同不重视被告人一样，势必导致片面和任性。

二是，着眼于实质化解矛盾设计方案。

我去年在海南参加论坛时，曾专门提出，律师和办案机关的目标和方向是一致的。都应当着眼于实质化解矛盾考虑问题、设计方案。

同时也提出：“整个中国的法律都是为解决矛盾而设计的，司法程序的运转也是为了解决矛盾的。律师也应当着眼于实质化解矛盾设计方案。”“有这个大的道理管着，才能形成职业共同体的良性互动。”

会后，有学者认为观点太过绝对。拿得准，才敢绝对。而我，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这么绝对。

律师是个装B犯聚集的行业。装的再像，演的再真，在法庭上再拿着“公平正义”瞎嚎嚎，他也没敢说过“我是来挑事而不是解决事的吧”？这就证明：即便是对职业装B犯，“解决矛盾、从根本上化解矛盾”也是基础性的要求。之所以说是“基础要求”，因为这个要求源自于公众“爱和平不喜争斗”的本能。

在杨某花这个案子中，也是一样。法院应当考虑他们的意见和态度，更应当在追求真相的前提下考虑。

真相呈现，需要她们到庭；表达意见和态度，需要她们到庭；如果确有过错，需要在庭审程序中，让被告与其对质后指出。更重要的是，如果需要说服和训诫，也需要在庭审中通过对质、说理等程序不断软化。而不是一判了之。

这样，才有利于从根上化解矛盾。

三是，扩大被害人的范围。

现在我不怎么参加学术活动了。

记得去年参加了一次，足足恶心了我一整年的时间。

“袭警罪、拒执罪有没有被害人？”“要说有被害人，我就要批评你们了。”“看看这些犯罪的客体和法益是什么？”

学者这么说。

在这些观点的主导下，袭警案、拒执案，被袭的警察，被欠债的债主，连参加庭审的资格都没有，连被送达法律文书的权利都没有，连通过检察院抗诉的机会都没有。

由此导致，对袭警罪，判轻了，警察有理没地方讲，忌恨法院；判重了，老百姓说官官相护，辱骂法官。总之，就是一个各方都不满意，胜败皆不服。

也因此导致，拒执罪中被欠钱的债主，经过民事诉讼、申请执行、转公安侦查，再经历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后，发现“玩了个寂寞”。把人得罪一大圈，钱是彻底拿不到。总之，还是一个各方都不满意，胜败皆访。

“任何犯罪都有被害人，只是有些是显性的、具体的，有些是隐形的、抽象的。”“办好事有人受益，办坏事有人受害。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犯罪肯定是坏事，怎么可能没有被害人呢？”

这是我说的。又被学者私下议论为绝对。

我是很绝对，因为我拿得准。

扩大被害人的认定范围，让他们说话，有理的听着，没理的当庭驳斥。这本身该是审判中辩法析理的题中之义。

哦，要用学理的话说，这叫“兼听则明”。兼听不仅要听检察院的、听律师的、听被告人的，也要听听被害人。更要在这个“兼听”的过程中，让他们“都说”。他们都说透了，理就自然也就清楚了。更重要的是，“都说”更是相互驳斥和相互教育，免得把责任全揽到法院自己身上。最后落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