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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6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简称“诺贝尔医学奖”）授予3位科学家，他们分别是：

玛丽·E·布伦科（Mary E. Brunkow）目前任职于美国系统生物学研究所。1961年出生，1991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分子生物学方向）研究内容涉及生物医学、免疫学与系统生物学交叉领域。

弗雷德·拉姆斯德尔（Fred Ramsdell）目前任职于美国索诺马生物治疗公司。1960年出生，他不仅活跃在基础研究领域，也在生物技术产业中推动免疫相关疗法的发展，致力于将免疫学基础发现转化为可用于治疗自身免疫疾病、癌症或免疫调节的干预策略。

坂口志文（Shimon Sakaguchi）日本大阪大学免疫前沿研究中心的教授。1951年出生，其在免疫调控领域的开创性工作，获得过多个国际和日本国内的奖项。

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欧莱·卡珀评价：“他们的发现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免疫系统运作机制的理解，解释了为何大多数人不会患上严重的自身免疫疾病。”

这三位获奖者的研究发现并定义了 CD4+ CD25+ FOXP3+调节性T细胞（Treg 细胞）及其在控制自身反应性响应中的重要性。

不仅开创了“外周免疫耐受”这一重要领域的突破性研究，也推动了癌症与自身免疫疾病的治疗进展。

基于调节性T细胞的疗法正被积极探索，有望催生更成功的器官移植手术。

而这，也势必对整形美容行业带来深刻影响——与换肝、换肾一样，换脸也是器官移植手术，不同的是整形换脸属于体表器官移植。

众所周知，异体移植长期以来受到免疫排斥反应和免疫抑制不良反应等多种因素制约。在整形外科的发展中，不少异体移植案例因无法坚持免疫抑制治疗而将移植器官切除。

全球第二例换脸手术主刀医生郭树忠教授告诉《大美界》：“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目前没有获得大的突破。从理论上讲，对于移植的组织，如果我们自体的免疫细胞豁免了它，就是不把它当外面的人，或者是说我们自己的免疫细胞受到了抑制，有一种抑制性的免疫细胞，那么就不对移植的组织进行攻击的话，毫无疑问，调节性T细胞是一条很好的思路。”

玛丽·E·布伦科、弗雷德·拉姆斯德尔的发现，是基于一种有着严重自身免疫表型的突变小鼠，该小鼠名为 scurfy 小鼠，他们发现了该小鼠的自身免疫表型是因为携带了 Foxp3 基因突变。

他们看出患皮肤病的小鼠与人类的 IPEX 病之间的关联，并且按照假设进行研究，最终取得了成果。

在公布获奖名单后，诺贝尔奖外联办公室首席科学官Adam Smith 通过电话分别采访了3位获奖者。

以下为2025年三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奖者口述实录：

1

玛丽·E·布伦科：

一个小的基因改变导致免疫系统巨大变化

我完全没有预料到（会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回顾当时的研究经历，那真是一次极为出色的团队协作。

自该研究完成以来，我的科研生涯已经发生比较显著的转变。

现在，我已不再专注于当初那个特定领域。

所以能成为最初那项研究的参与者，我倍感荣幸。

我始终关注医学领域的最新发展，并期待我们的发现能在某些方面对医学产生积极影响。

除此之外，我一时难以表达更多，到目前为止，还没完全反应过来。

我们的研究从试图理解在小鼠身上观察到的一种表型的原因这一角度来着手的。

我们利用了一种导致有趣免疫缺陷的小鼠突变，并将其与人类儿童中的罕见疾病联系起来，这体现了遗传学的强大作用。

很显然，人类与小鼠的病症存在一定的遗传重叠。

这固然有帮助，但关键在于，一旦我们对遗传学有了初步认识，并确定了突变基因的大致位置，随后的分子层面探索便成为艰巨任务，这样才能找到确切的突变。尽管这仅是一个很小的基因改变，却导致了免疫系统的巨大变化。

2

弗雷德·拉姆斯德尔：

利用这些T细胞治疗自身免疫疾病

玛丽·布伦科是我的挚友，我昨天第一个电话就是打给她。

或许您不了解，8年前，我和坂口志文以及Sasha Rudensky获得了克拉福德奖，当时我与玛丽及所有参与者都认为，那已是对我们研究的充分认可。

我们因此将诺贝尔奖完全置于脑后，未再抱有期待。如今的诺贝尔奖确实出乎意料，我至今仍感到难以平静。

我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完成博士后训练期间，同时考虑了生物技术行业与学术界的职业机会。

即便在1990年代初，我已发现规模较小的生物技术环境极具吸引力。

我所欣赏的是，它将拥有不同专业技能的人才汇聚在一起，且每个人都在自身领域极为出色。

大家的目标高度一致：致力于开发最终能进入临床、造福患者的药物。

置身于这样一个团队精神强烈、目标明确的氛围中，对我而言极具吸引力。

可以说，整个过程充满趣味。早在1990年代末，当我们厘清这一机制时，前景对我们而言异常清晰。

实际上，我们在专利中写道，若能利用这些T细胞，便可治疗自身免疫疾病。

但在2000年，体内基因治疗尚无人尝试，自身免疫疾病的细胞疗法也无人推动。

当时甚至连癌症的细胞疗法都未出现。

成本过高、技术难度大，所有这些原因在当时都是真实的，但现在都不再是了。

我们虽能预见路径，却难以真正抵达。

后来，通过与学术界的合作——Sasha Rudensky是我一生的挚友与重要合作伙伴——我们得以深入探讨。

Sasha与我常坐下来商议：在学术界，他能做到哪些我无法实现之事？

于是五年前，在Jeffrey Bluestone与其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同事Qizhi Tang的牵头下，Sasha与我共同创立了Sonoma Biotherapeutics，旨在将我们20多年前的基础发现转化为实际药物。

目前，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患者已开始接受治疗，最终效果仍有待观察。

另有其他团队也在推进相关研究。

这再次凸显了生物科技界与学术界之间的协同效应；若能有效利用这一互动，二者将相互促进，成效显著。

获得诺贝尔奖令我感到欣慰，这不仅在于奖项本身，更在于它赋予我们契机，例如让我能公开讲述那只小鼠背后的历史——这批小鼠源于美国曼哈顿计划期间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培育。

在橡树岭，一个团队从194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一直保存着这批小鼠的血统，直至我们将其发现，其间已繁衍数百代乃至上千代。

他们以卓越远见坚持此举，并投入大量资源维持。能够如此长时间地坚守，认定其重要性却未知具体价值，而如今的诺贝尔奖正是对这些具远见者的有力证明。

我真的很佩服他们能坚持那么久，这实在令人感叹。

3

坂口志文：

科学是时代集体努力的成果

我刚从一个会议回来，便收到了这一惊喜。

我们的研究对免疫学，尤其是免疫耐受领域的贡献获得认可，我深感欣慰。

实际上，每年同事们都会提示我可能迎来斯德哥尔摩的喜讯，但我总是回应说：只有当我们的工作能为临床提供切实疗法时，才可能获得某种认可；在此之前，我们必须持续投入研究，怀抱将其应用于临床的期望。

不管其他免疫学家怎么想，正常T细胞能够抑制疾病发展的这一发现，始终是我可以依靠的。

因此，每当新观点或理论出现，我们都会检验孰优孰劣——是我们的还是他人的。

我们始终认为，至少我们的理论能合理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这正是我持续开展这项研究的主要动力。

众多免疫学家与分子生物学家逐步揭示了其中的作用机制，并逐渐向临床应用推进，这一领域的进展确实令人振奋。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是时代集体努力的成果。

我很高兴我们能在外周耐受，即依赖Treg细胞的外周耐受机制方面，从最初便做出贡献。

这使我得以坚守至今，持续从事这项研究。

我现在已年华老去，但能看到我毕生坚持的事业获得认可，此刻我心中唯有欣慰。

我认为这（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会鼓励免疫学家以及医生将Treg细胞应用于免疫疾病、控制癌症免疫或移植领域，以实现更安全或更有效的器官移植，防止器官排斥反应。

这就是我们所期望的拓展方向，如果能为此做出一点贡献，推动其发展，那就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