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工程院不过是一个加入门槛不高的民间组织，其院长第一学历为中专，并且连任已经35年，严肃性可想而知。中国目前的“克莱登院士”、“水货院士”满天飞，根本上是不合理的高校和政府的科研人员评价机制，经费资源分配体制导致的，这种危害性远大于协和“4+4”。

（1）这几天媒体揭露江苏科技大学首席科学家、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郭峰，实际仅是高中学历，涉嫌严重伪造履历、欺诈科研经费。昨日一个自称“俄罗斯工程院中国总部、俄工科力（北京）科技中心（有限合伙）”发了一个红头文件函，自称要调查核实郭峰的院士资格。

多位知名人士，包括经济学家马光远、媒体人凯雷都质疑这一机构的严肃性：一个俄罗斯机构竟然专门设立中国总部，还与一家公司捆绑在一起，是不是专门骗中国人的野鸡机构？笔者顺藤摸瓜，查了一下俄罗斯工程院的俄文信息，果然让人大开眼界。

首先说，俄罗斯工程院（Российская инженерная академия）并非像俄罗斯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那样是一个国家兴办的、有丰富科研遗产的研究机构，只不过是一个在联邦司法部注册的“公共组织”，类似于中国的民间协会，目前俄罗斯全国这种司法部注册的“公共组织”多达44万多个，尽管俄罗斯工程院仍旧是一个规模和影响力都比较大的一个组织。

俄罗斯工程院的前身是1988年成立的苏联科学与工程学会联盟，我想它当时类似于中国科协吧，不过成立没有多久苏联就解体了，这个机构于1991年注册成为“俄罗斯工程院”。其存在的最新法律依据是 1996年8月23日俄罗斯杜马通过的《科学与国家科学技术法案》（第127-FZ号联邦法律），法案规定科学家有权自愿成立公共协会，包括科学、科学技术和科学教育学会、公共科学院等，俄罗斯工程院属于“公共科学院”一类。

俄罗斯工程院虽然是会员颇多的全国性机构，影响力在俄罗斯可能也仅次于俄罗斯科学院，但是其权威性并不高，我们从它的现任院长的履历就知道这家机构的含金量了。根据它的官方网站介绍，院长鲍里斯·弗拉基米罗维奇·古谢夫（Гусев Борис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第一学历为梁赞铁路运输职业技校毕业，该校是一个中专技校，2015年才升格为大专；尽管古谢夫此后成为不断进修成为硕士，并且成为苏联国家建设委员会混凝土与钢筋混凝土科学研究院预制混凝土工厂技术改进实验室主任，但是我们仍然不认为他拥有的学术领袖的天赋和资历，对标国内，他在担任俄罗斯工程院院长之前，不过是一个住建委下属研究院的处级干部而已。

并且，从1990年创院开始，古谢夫就担任院长，至今已经35年了，更显示这家机构的不严肃性，我们或许可以把俄罗斯工程院视为一个退休老局长搞的一个自娱自乐的组织，靠收取一定会费维持运转。

我们再来看俄罗斯工程院与中国的关系，该机构的会员分集体会员、会员（即所谓的院士）和外籍会员（外籍院士）。其集体会员，从拼音上看，全部是中国机构，其中既有清华大学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三峡大学等学术机构，也有萍乡华星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邵阳维克液压有限公司这样的中小型企业。

其外籍院士约483人，主要是中国籍，共为299人，其他外籍院士则主要来自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前苏联国家，显然是俄罗斯工程院只能在这些地区运用信息差，或者俄罗斯的国家余威来获得市场。

当然我们不排除很多中国籍院士（尤其是学术地位高的那些），并非其本人申报的，而是俄罗斯工程院主动授予的，作为其在中国市场增加权威性的一个策略。总之，从这些集体会员和外籍院士名单来看，这家机构的确在中国运营非常成功，是其主要海外市场。

（2）现在国内比较常见的“外籍院士”制造商不仅有俄罗斯工程院，还有一家号称 “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的机构，比如今年8月被媒体曝光制造33亿投资骗局的“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苏辙后人”苏文。另外，多家高校米兰体育-米兰(中国)官网网站都有对本校教职人员当选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报道，比如济南大学的W教授，青岛理工大学的S教授和仲恺农业工程学院X教授，后者亦于2021年当选乌克兰工程院外籍院士。

根据笔者对俄罗斯自然科学院俄语网站的查询，该机构更是比俄罗斯工程院还水的机构，如果说俄罗斯工程院成立的时候还有一定影响力，并且外国会员的吸纳基本资格基础要求是“45周岁以上，博士学位、正高职称”，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对院士的吸纳没有任何学历、职称要求，其章程规定，其院士只需要是：“俄罗斯及其他国家的公民，年满十八岁，积极参与科学研究、设计和工程工作，解决教育和文化问题，愿意为俄罗斯经济和精神复兴的服务，并且同意俄罗斯自然科学院章程的规定”。俄罗斯自然科学院的院长Оле́г Леони́дович Кузнецо́в，同样也是一名年仅90岁，从1994年起就担任这个职位的老人。

（俄罗斯自然科学院给中国籍当选院士的贺信和证书）

国内最近两年曝光度还比较高的是“欧洲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和“加拿大工程院外籍院士”两种称号。欧洲自然科学院是设立于德国汉诺威的一家民间协会组织，成立于2001年，其创始人Vladimir G. Tyminsky原系俄罗斯自然科学院的首席秘书，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某个皮包公司经营的还不错，于是手下的员工偷来生意经，又搞了一个更大的皮包公司。

该“科学院”连个正经官方网站都没有，根据德文和俄文资料对该“科学院”的介绍，里面竟然有一个“中医研究所”，显然是为中国的需求者专门设立的。笔者果然搜到了多位中医院医师或中医药大学教授当选该院院士的消息，比如成都中医药大学的Y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L主任医师，以及某家藏药公司的老板。

即便是大众以为比较“正儿八经”的加拿大工程院也是经不起推敲。该机构虽然属于国家发起成立，但是只有38年的历史，与声名显赫、140多年历史的加拿大皇家学会（或加拿大科学院）实力完全不在一个水平上。并且该机构的院士遴选明显倾向于中国学者或加拿大华裔，比如2023年新增55名院士，其中中国籍或华裔22人，不乏非211大学的教授，有明显的商业运作成分。

（3）钱钟书先生把民国时期那些拿着外国假学历，回国混的风生水起的人，称为克莱登大学毕业生。现在有严格的留学学历认证体系了，萝卜印章的克莱登大学毕业生几乎绝迹，但是“克莱登院士”们却数量出现井喷。笔者身边就有两人前几年获得了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的称号。

那么为什么克莱登院士帽子满天飞呢？要怪中国人心术不正、善于钻营吗？笔者认为根本的过错，不在于那些花钱买帽子的人，还要从中国的科研人员考核待遇体制、科研资源分配体制和招商引智政策上找原因。

我国长期以来形成“院士”崇拜，高校和政府的资源分配中都特别注重倾斜于院士，只要本校教研人员当选为院士，那就一下子获得超常规的薪水待遇、生活医疗待遇（比如参考副部级标准）和科研经费保障，甚至有的中西部省份，举全省之力去保障一个院士，即便现在国内院士已经贬值了很多，中国籍两院院士就已经接近2000人了。

既然没有那么多本国两院院士，在日趋激烈的科教资源和产业资源竞争中，多数高校（除了不缺院士的少数985学校）和地方政府就自欺欺人地拿外国机构颁发的院士来凑。比如根据《海南省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2014）》，第一层次“大师级人次”的标准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沃尔夫奖获得者、菲尔兹奖获得者，普利兹克奖获得者，图灵奖获得者，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俄罗斯、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国家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按照这个文件，连二本院校普通教授都可以当选的俄罗斯工程院院士也应属于“大师级人才”之列，与诺贝尔奖得主、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属于同一个层次，岂不是让人哭笑不得？（海南大学官网师资介绍一栏特意说明，该校教职工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1人，加拿大国家工程院院士1人，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1人”）

根据著名公众号“知识分子”的报道，广西自治区政府于2023年12月修订的《广西高层次人才认定参考目录》， “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瑞典、日本等国家的最高学术权威机构会员”，可以比照中国两院院士”，作为A层次人才引进。此前半年，广西新增四家院士工作站，其中两位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两位是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

云南有关部门规定，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境外科学院、工程院院士有资格设立院士工作站，资助总额为180万元。2023年12月，云南临沧市人民医院官方微信公众号称，这是该院成立首个院士专家工作站，进站专家为那个俄罗斯人经营的欧洲自然科学院的外籍院士尚某。

即便是人才“泛滥”的北京、大湾区、长三角，那些外国院士也是吃的很开。比如笔者从中关村科技园石景山园区公众号获悉，该园区把一名不见经传企业创始人当选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当做“景贤人才”计划的一个重要成绩，而根据官方规定，“景贤人才”最高可以享受100万奖励，以及获得“景贤卡”，享有办理政务手续、交通出行的VIP资格，优先享有使用人才公寓；苏州科技大学把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与诺奖获得者、两院院士一道列为省部级以上人才；暨南大学广东省光纤传感与通信技术重点实验室 “高层次人才”中涵盖加拿大工程院外籍院士。

（4）所以，各种克莱登院士、水货院士的泛滥，根本是科研评价机制的原因，一方面某些地方政府和高校，把外国院士的待遇定的那么高，另一方面，对于院士资格审核又极其不严肃（甚至很多重大奖励项目是“萝卜招聘”，专门为本校或本地领导设立的，所以，这些年外籍院士中那么多是高校领导），是以产生大量外国水货院士井喷的现象——花个几十万买个俄罗斯/加拿大工程院院士，就可能产生几百万的收益，这种投资何乐不为呢？

在此笔者不仅感叹，为何要认真做一些社会问题研究，以及出力不讨好写公众号呢？一年得到打赏还不到一万，动辄还得罪人！花点钱买个“欧洲人文社会科学院士”，然后成为某地方211学校特聘教授，然后四处走穴赚演讲费不香吗？这不是一个目前很走的通的职业捷径吗？

自嘲之余，我们也感到，这种评价机制带来的危害，造成的科研和教育的不公平，比协和“4+4”还要严重很多。因为协和“4+4”毕竟招收门槛很高，平均至少是国内前十名高校或海外名校毕业生，培养也还是颇为正规的，比一般大学医学院水平都要高，而这种随便花钱买的院士，就能获得政府和高校顶级资源分配的特权，对教育和科学资源分配的扭曲性、道德污染性，远远大于协和“4+4”，负面效果后续影响也大得多！

我们希望科技部、教育部和地方政府能够严厉清理对各类克莱登院士们的特殊补贴和奖励，对于高层次人才引进标准一定要严厉审核，教育部、科技部完全可以制订一个参考目录，除了几家比较严肃的外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可以对标享受我国“两院院士”待遇以外，不在目录的院士应该严禁获得特权待遇，否则就是利益输送。

笔者也希望热心读者补充外国克莱登科学院/工程院机构的名单，还教育界、科技界一个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