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胡姝（新加坡社科大学高级讲师）

谷小容 （英国萨福克大学高级讲师）

责编：钱岳

写在前面

作为80后的东亚女儿和家庭社会学者，我们对父母与成年子女的关系有着天然的兴趣。一个世纪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新思想之一，便是个人解放，追求恋爱与婚姻自由，摆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束缚。1950年新中国颁布的《婚姻法》将自由婚姻写入了法律，明令禁止第三方的干涉。改革开放以后，城市慢慢形成了自由恋爱的风气和文化。随着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和流行文化的蔓延，自由恋爱的观念也传到了农村地区。

不过，进入21世纪以后，大小城市各个人民公园里的相亲角热闹非凡，家族微信群里的催婚催生成为年轻人吐槽的热点，为孩子结婚父母帮忙凑首付或盖新房，婚后父母帮忙照顾下一代也都成了普遍现象，这些日常生活场景提醒我们，父母与成年子女的关系依然深度捆绑。

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社会、经济、政策和文化纵横交错的巨变背景之下，我们研究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的关系是否在悄然发生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在不同社会群体中是怎样体现的。

▲来源：www.pexe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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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全球范围内预期寿命延长、生育率下降给家庭结构、生活安排和代际关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理论上来讲，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生命历程重叠更深。即便在崇尚自主选择和个人自由的发达西方社会，由于社会分层加剧、劳动力市场不景气，越来越多的父母开始深度介入成年子女的教育、工作与生活，在各方面提供支持和帮助。而在家庭主义至上且社会福利薄弱的东亚社会，父母和成年子女也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彼此，来应对家庭日常生活和抚养下一代的需要。

我们使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2006年和2017年收集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通过父母如何影响成年子女婚配选择和提供经济支持来探讨代际关系的演变。2006年和2017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中，受访者汇报了关于自己在婚配和成家过程来自父母方面影响的丰富信息，如父母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配偶选择及婚后父母提供多少经济支持来建立他们的小家庭。我们的研究展现了近70年来，中国父母与成年子女在“成家”这一人生阶段中关系的深刻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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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视角

代际契约的理念来源是17-18世纪在欧洲兴起的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描述的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即人们为了摆脱“自然状态”中的混乱和不安，彼此订立“契约”，让渡部分个人自由，交由国家或政府来维护公共秩序与共同利益。

代际契约则关注每一代人对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所负的责任与义务。从某种意义来说，国家的福利制度安排本质上是一种代际契约，即当前的劳动人口通过缴纳税款或社会保险，为老年一代提供养老金和医疗保障；当这些劳动人口自己老去时，下一代再为他们提供同样的保障。在东亚社会，以往研究常用“代际契约”来分析家庭内部不同世代之间的互助与照顾，特别是在老年人的养老支持和照顾阶段。

在本文中，我们拓展代际合同的外延，将代际交换的权利与义务应用到成年子女成家立业的阶段。一方面，父母对子女择偶的影响可以看作父母在代际契约里的权利，即挑选适合与大家庭接下来几十年深度捆绑的儿媳或女婿人选。另一方面，父母在子女婚后为其建立小家庭提供经济支持，比如赞助子女建房/买房、投钱供子女做生意等，则相当于父母履行代际契约里的义务。从子女的角度看，她们让渡出自己的部分决策权（义务），以换取父母的经济支持（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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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发现

我们按照初婚年份将受访者分成5个队列：社会主义初期（1950-77），改革初期（1978-91），改革中期（1992-99），快速全球化（2000-09），新时代（2010-17）。不同时代步入婚姻的人，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差异，这包括成家立业的经济条件、政策法律环境、及由这些宏观因素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如自80年代以来规模宏大的城乡移民）和住房条件（如婚房作为结婚硬性指标的兴起）的变化。社会变迁能够塑造婚恋市场中的主流社会规范，进而影响年轻人及他们的家庭在他们择偶和成家过程中的行为和理念。通过列队分析，我们试图揭示“大时代”如何形塑普通人的生活。

纵观1950年代至2010年代后期近70年的趋势，我们发现父母对子女择偶的影响和对子女婚后的经济支持呈现出复杂且深刻的图景。一方面，自1950年代开始，父母对子女配偶选择的影响逐渐变弱，尤其是在改革中期（1992-99）和快速全球化时期（2000-09），似乎验证了现代化对家庭变迁的影响；然而，2010年以来，父母对成年子女择偶的影响没有继续下降反而增强，与同一时期房价高涨、结婚的经济条件越来越严苛等现象息息相关。

具体而言，在社会主义初期（1950-77年）成家的受访者中，15%表示父母对其结婚对象选择‘非常有影响’。此比例在改革开放后逐步下降：改革初期（1978-91年）仅为11%，改革中期（1992-99年）降至7%，快速全球化时期（2000-09年）仅6%。至2010-17年结婚队列，这一下降趋势停止，甚至出现回升：9%的受访者报告父母对其配偶选择非常有影响（见图1）。

▲图1

另一方面，数据也显示，自1990年代起随着改革开放深入，父母对成年子女在婚后的经济支持不断加强，似乎也与结婚成本急剧上升呈同一趋势。只有2.5%的社会主义初期（1950-77年）结婚者和2.7%的改革初期（1978-91年）结婚者表示父母对其提供了‘非常多’的经济支持；这一比例在改革中期（1992-99年）上升至4.6%，在快速全球化时期（2000-09年）翻倍至9.4%，到2010-17年结婚队列继续快速上升至13.3%（见图2）。

▲图2

和代际契约理论的预测相一致，父母在子女择偶方面影响越大，他们提供的经济支持也越多，两者之间呈现相辅相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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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

我们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群体间的异质性。首先我们比较了男女在父母影响与经济支持上的不同。总体而言，女性在配偶选择上受到父母的影响更强，但接受的父母经济支持更弱。这体现了在子女成家过程中父母投入和控制还或多或少受到了传统性别不平等思想的影响，但这也可能反映出婚配市场上男性和男方家庭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

其次，我们根据受访者的初始户口和参与调查时的户口，将受访者分为三组：农村留居者，城市新移民（从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和城市原住民，来比较他们之间的差异。我们发现，与农村留居者相比，城市新移民和城市原住民在配偶选择上受到父母的影响较弱；城市新移民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经济支持也较少。其中，城市新移民这一群体特别值得关注，一方面，与农村留守者相比，他们脱离了乡土社会的社会网络与规范，有可能获得了更大的择偶空间和自由；而他们作为成功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群体，可能需要在经济上反哺留在家乡的家人。另一方面，和城市原住民相比，城市新移民面临同样的成家立业成本，但是能够获得的家庭支持相对有限。

最后，我们分析了其他人口学特征带来的差异，如结婚年龄、是否为独生子女及社会阶层。与22-25岁初婚的人相比，晚婚者（25岁以后结婚）在配偶选择上自主权更大（或者说，父母影响更小），同时也获得更少的经济支持。这可能是因为相对晚婚者更为成熟，自己的经济能力也更强。

和有兄弟姐妹的人相比，独生子女从父母那里获得的经济支持更多。父亲的教育程度越高，父母对配偶选择的影响越小，但提供的经济支持更多。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经济支持的提问是基于受访者的主观回忆和感受，也就是说受访者是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评估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经济支持是多还是少，而这种判断又受到不同时代背景和参照标准的影响，因此我们无法准确得知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的实际数额，来精确比较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差异。不过，受访者的主观评价本身也反映了他们对家庭支持的感受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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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如果年轻一代是因为与父母拥有更平等更亲密的关系而更多地参考父母的意见，乐于让父母参与自己的婚配选择，这或许是一种全然不同的成年亲子关系；但如果年轻一代是因为经济压力而接受父母在婚配选择上的影响，婚姻自由的问题就依然存在。

你的择偶、婚配和婚后生活受到了父母的影响吗？在你看来，父母和成年子女之间理想的关系模式是怎样的？我们怎样能够维系理想的亲子关系？欢迎给我们留言，分享你的经历和想法！

文章出处：

Hu, Shu, and Xiaorong Gu. 2026. “Between Autonomy and Interdependence: The Changing Parental Role in Adult Children’s Family Formation in Chin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133:103279. doi:10.1016/j.ssresearch.2025.103279.

胡姝

新加坡社科大学高级讲师

谷小容

英国萨福克大学高级讲师

制版编辑：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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