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黄瀛因混血身份在抗战年代历经起伏，成为中日文化超越地域民族交流的典范。”

▲ 诗人黄瀛：留名日本文坛

原文标题：一张历史之网

作者简介

许知远，作家、出版人、媒体人。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亚洲周刊》、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单向空间创始人之一，访谈节目《十三邀》主持人。著有《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梁启超：亡命1898-1903》、《伯克利的魔山》等。

我想象着他们再相见的场景。

那是一九八四年夏日的神保町，在面对诸多昔日文坛朋友与同学时，七十八岁的黄瀛会发表怎样的感言？他日语发音中，是否仍带有曾触动大正日本的异域音韵？

▲ 本文作者许知远

是的，早在一九二五年，黄瀛就获得《日本诗人》杂志的青年诗人一等奖。令主编吃惊的是，这个十九岁青年的诗作《晨朝》，是自青岛寄来。

黄瀛是两种文化的产物，父亲是曾留学日本的中国教育家，母亲则毕业于东京高等女子师范，只身前往中国担任日语教习。而他在一九零六年出生于重庆时，也注定与一个激烈动荡的历史相关。他父亲代表的新力量，推翻了王朝的旧秩序，但共和的新秩序却又颠簸不定。而她母亲代表的日本，曾是中国变革的观念来源，又逐渐发展成一股入侵力量。

因缘际会，黄瀛不是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而是在大正短暂的自由文化中，找到了自己诗人的声音。一九三零年，他出版了诗集《景星》，其中的一首《七月的热情》，展现了他的身份意识。

在白色洋伞的日荫下

我看到美艳的神户混血儿

我见她妆容整饬

宛如被露水打湿的百合花

——令人落泪的处女

父亲——

母亲——

生于他们中间的混血姑娘

那姑娘美得令人如此神伤

一九三一年，当黄瀛归国时，中日关系更趋紧张。穿上军装的他，在政治与文学两种身份中穿梭，后者给予他慰藉。一九三三年，他出版了第二部日文诗集，并赢得了鲁迅的注意。后者特意约他在内山书店见面，称他是「能在东京吃稿费的中国人」。黄则发现，「（鲁迅）的笔平时这么尖刻，可对人竟这么关怀体贴」，他指间夹着的是很便宜的金鼠牌香烟。

这短暂的甜蜜很快让位于突变风云。黄瀛熬过了抗日战争，甚至随何应钦参加了南京的受降仪式。在接下来的内战中，他率部起义，加入新政权。但接下来的岁月，好运气离开了他。他两度因「间谍罪」入狱，日本经历成了梦魇。一九七八年，他重获自由，在四川外语学院教授日本文学。

一九八四年，他旧日朋友筹集旅费，邀请他重访日本。对于重新开放的中国，创伤记忆暂时被翻过，日本再度变为学习榜样与亲密伙伴。黄瀛也象征了这重新联结。

在刘柠《汉学光影录》中，我第一次知晓黄瀛的名字与故事。而在这本迷人的小书中，满是这些意外、动人的插曲。你看到芥川龙之介对于北京的热爱，甚至生出了乡愁的滋味，而胡适则在日记里描述他，「相貌颇似中国人，今天穿着中国衣服，更像中国人了。这个人似没有日本的坏习气，谈吐（用英文）也很有理解」。

▲ 　作家刘柠

你也看到文学史家吉川幸次郎对于江南风景的着迷，「自然色彩比日本更轻柔、美丽」，当他在上海的四马路被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楼震惊时，感慨「我真的来到了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 　作家吉川幸次郎

而写作了《上海时代》的松本重治，则在上海的新月居酒屋，焦急的等待《大公报》主笔张季鸾的到来，想探听中国政局的变化。在淞沪会战的高潮时刻，北京菜馆杏花楼的伙计仍如常送饭，这位著名记者赞叹说，「中国人有大国的风度，非常沉的住气，明知我们是同盟通信社上海分社的，仍然把饭菜送来。大概他们一定认为，战争这种事情，是下等人的军队干的」。

而历史作家司马辽太郎则觉得，中国文化从来是自己的记忆的一部分：「幼时学汉文，文王、子路、萧何、虞美人、王莽、李白、安禄山、杜甫、文天祥，所有这些人物都栖息在与我们共有的过往之中，从来没觉得他们是外国人。」反倒阅读本土的《日本外史》时，「总有那么一点点外国的气味」。他相信，「这种不可思议的微妙感觉，基本上是日本人都经历过的吧」。

重温这些历史片段，却能激起新的温情与敬意。文化的深情、理解的渴求，总能穿越过历史的黑暗隧道。我们也不断意识到，个人的身份、意识的来源，总是超越狭隘的地域、民族的，我们从来是生活在一张彼此交错的意义之网上的。刘柠的这本新书，回望过往，却展现出迫切的当下意义。

本文刊载于亚洲周刊2025年第5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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