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瑞

（中国地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故事发生在华北。C市S区是典型的收缩型老年工业区，老年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两成。S区在钢铁工业时代红利结束后迅速走向衰落，大批产业工人下岗，自此一无耕地、二无替代性支柱产业，青年劳动力人口大量外流，下岗工人留守，从事超市售货员、洗菜工、保安、搓澡工、锅炉工、环卫工等服务性工作。

人到七十古来稀,十年少小十年老弱,还剩五十年,五十年又分日夜，还剩二十五年光景,除去三灾六病,刮风下雨,好日子屈指可数。由于长期从事重体力、高污染的生产工作，S区很多老工人都有尘肺病、腰肌劳损等职业病，平均寿命相对较低。疫情三年带走了太多相伴半生的人，老伴的离场，成了压垮他们晚年的最后一根稻草，也让这群干了一辈子重活的老工人，走向了三条截然不同的晚年岔路。

第一种生活状态是老人在低龄期由子女轮流赡养，中高龄期为避免折腾，由最有能力的儿子赡养，其余子女配合。其实这是大多数华北农村丧偶老人的选择。

五十年前，家里普遍兄弟姊妹多，轮养一个老人不成问题。不过，轮养老人普遍有强烈的漂泊感，遇到兄弟姊妹发展均衡、分工明确的家庭，便是万幸老人当年“一碗水端得平”。哥们弟兄约定好了“今年住你家、明年住我家”，老人失能半失能以后“就住在大哥家”。生病闹灾的时候，大伙儿通常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如果是发展不均衡、关系不太融洽的家庭，子女间就极易因赡养成本、老人照料细节互相攀比、推诿，失能后矛盾会彻底激化；老人几乎无经济自主权，日常零花钱完全依赖子女供给，精神需求往往被忽视。

重男轻女的时代，父母对儿子的投资往往大于女儿，女儿出嫁后还要赡养夫家的老人，所以自己的养老重任便约定俗成地更多落在儿子身上。华北农村老年男性有着大男子主义的时代烙印，普遍不承担家务，丧偶后基本丧失独立生活能力，只能依附儿子，特别是儿媳的照料，其家庭地位完全取决于是否有退休金、宅基地控制权、存款等经济筹码以及在村中的威望，无经济来源、无显赫地位者极易陷入“看儿子儿媳脸色度日”的处境。而女性丧偶老人随儿子儿媳居住，大多数则是“以劳换养”的模式，低龄丧偶女性首要任务是去儿子家带孙辈、包揽洗衣做饭等全部家务，用无偿劳动换取居住和养老的资格，直到孙辈长大、自身丧失劳动能力后，才进入真正的养老阶段；高龄无劳动能力的女性，则完全依附儿子儿媳的赡养意愿，婆媳关系直接决定其生活质量，是家庭矛盾中最弱势的一方。

S区的一户老人，老奶奶婚后非常能干，老爷爷几乎不承担任何家务，也较少在家庭收入和子女教育上表态、出力，儿子儿媳因此更喜欢妈妈，对爸爸颇有微词。2024年，老奶奶溘然长逝，老爷爷自此一蹶不振。因为没有自理能力，又患有比较“费钱”的慢性肺炎，儿媳妇很是不爽，经常言语明嘲暗讽；还因为“怕老人乱花钱”，扣下了老人的存折和身份证；没人在家看护时，会因为“怕老人跑丢”而把院子大门锁住，让老人觉得自己被限制了自由。好在老人年轻时在村办轧钢厂做过工，有一点退休金，加上地力补贴、高龄津贴，儿媳妇月月能攥着老人的收入，“也就不敢太造次了”。如今，老人腿脚已经十分不便，不能再随儿子儿媳去城里的楼房上过冬了。只盼望寒冷的北风，能对老人多一点温柔。

第二种是独居空巢型，其中又可分为主动独居和被迫留守两类。主动独居的老人，毋庸置疑是身体自理能力强、有稳定经济来源的老人。要么有自己的住宅，要么有相对可观的退休金和存款，享受自由自在、自力更生的尊严感，不愿受子女家庭的约束，日常生活也不受配偶去世的影响，有一定社交，子女逢年过节定期探望、补充物资。相比之下，被迫留守的空巢型老人的处境就十分脆弱了。青壮年子女全部外出至省会城市务工，一年到头也就过年能回家住上几天，甚至常年无法回家；受生活成本影响，也没办法接老人来城里定居，老人因此被迫在原籍独居。这类老人大多无稳定收入，仅靠每月200-300元的城乡居民养老金和子女零星补贴度日，哪怕身体机能下降、半失能，也无人日常照料，只能依靠邻里、村集体临时帮扶。

华北冬季寒冷，返乡时，S区的一户独居老人左眼眶有淤青，打听才得知当年在选矿厂做车间工人的时候，膝盖就落下了毛病，走路总是不稳，今年1月下雪，老人收拾院子时不小心摔了一跤，这才把眼眶磕破。回想老伴在的时候彼此还能相互扶持，老伴不在了，社交圈大幅收缩，看电视都觉得寂寞无比，没有半点意思，每天只能坐在院子里愣神晒太阳，精神状态快速下滑。腊月二十八，老人的儿子在院子里装了智能监控，希望不在家的日子里，可以帮自己及时关注老人的状态。

第三种是搭伙过日子型。两个低龄丧偶老人重新组成临时家庭，多数为女方住进男方家中，负责男方的日常起居和家务照料，男方每月支付女方几百至上千元不等的零花钱，并承担日常开销；二人互为依靠，一般不申领结婚证，仅靠口头约定权利义务关系。

这里就会面临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双方既不存在法定上的婚姻关系，一方去世后，另一方也就无权分割逝者的遗产；子女担心父母的财被外人分割，更怕承担继父继母的赡养责任，自然会强硬反对；即便有搭伙意愿，大多也只能选择没有保障的搭伙，那么一方去世后，另一方倘使被直接赶出家门，而自己的子女也不愿接纳，最终将陷入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尴尬境地。二是相比之下，男性丧偶后，寻求搭伙的意愿和成功率较高，尤其是有住房、稳定退休收入的低龄男性老人，多数在丧偶半年内就会寻求重组。其核心诉求是解决生活照料问题，弥补丧偶后的生活空白；而传统观念中，女性丧偶后的再婚行为会被视为“丢子女的脸”，同时还将面临村里的非议，精神压力较大。

S区有户老人，男方在常年瘫痪的老伴去世不到一个月后就喊着邻村的老太住进家里、照顾起居，男方儿子听闻此事非常恼火，日日酒后来家中打骂，并扬言要断绝父子关系。因为争吵动静实在太大，还惊动了村里出面协调，期间仍是大小争执不断，纷争足足折腾了三个月才平息。最终的解决方案是老太住进男方家里，男方儿子每月给老太一千块作为照顾父亲的“辛苦费”，男方的财产在男方去世后由其儿子继承。

对比着看下来，经济自主权似乎成了老年尊严的唯一硬通货，无论哪种生活状态，有退休金、有存款、有宅基地控制权的老人，就是添动力的“有用”老人，就始终能拥有选择的自由和基本的尊严，就能超脱于吃饱穿暖的物质需求，规避精神上的孤独；无稳定收入的老人，就是拖后腿的“没用”老人，就只能完全依附子女，就毫无反抗和选择的余地。

这其实很可怕。返乡途中，还有不少老工人师傅吐槽自己的儿媳妇多么野蛮，并表示“老哥几个一定要攥紧裤兜，到死之前不能把所有的钱一股脑都给儿子”……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无法割舍、不可抛弃。希望每位老人都能被善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