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连冰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距离农历新年还有一周，奶奶打来的一通电话，却让爸爸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见他挂断电话后愁眉不展，我忍不住问起缘由。原来，根据家族惯例，明年大年初七轮到父亲在老家做东请亲戚吃饭，但他初五就要赶回市里值班，请客的担子只能再次落在伯父和老人身上。奶奶在电话里抱怨道：“一提到过年就烦，不光要请客，还有一堆人情往来，最累的是得一轮一轮陪着客人吃饭，老人家真是经不起这么折腾了。”爸爸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他的春节假期本就不长，回到老家没几天，就要身心俱疲地赶场。看着这一幕，我忽然意识到，自己似乎也没有像小时候那样期盼过年了。作为年轻一代，走亲戚、请客吃饭这些习俗一样都不能少，讲究的规矩却越来越多，心里也跟着疲惫起来。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着类似的“过年式疲惫”。

一、年味消解的表现

事实上，这种“过年式疲惫”正是当今年味渐淡的一种直观表现。许多人感叹，时代飞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春节越发“技术化”，年味却越发“虚拟化”：春晚舞台越来越炫，能让人笑出声的节目却越来越少；线上抢红包越来越快，守岁围炉的温情却越来越冷。这些都是年味被冲淡的集中表现。年味渐淡，在许多地方已深刻影响过年的氛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欢度春节、传承年俗的初心。

春节本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其文化基因深深植根于乡土社会。而如今，我国正处在经济加速发展期，城市工业文明迅速兴起，类似于“双十一”“情人节”的各种新兴节日不断涌现，春节这一传统文化载体不可避免地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年味也随之越来越淡。深入分析年味消解的深层次原因，准确把握其根源，有助于我们从思想上重新认识年味、接近年味、留住年味，进而让每一个春节，都成为真正值得期待和回味的团圆时刻。

二、年味消解的原因：形式主义和面子文化
（一） 形式主义：从“礼节”到“任务”的异化

提到年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和感受；尤其是在不同年代，人们的感受差异巨大，因此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传统年俗便是长辈与晚辈之间在春节进行情感维系的重要载体。而当本应充满温情的年俗异化为机械的规定动作，当走亲访友简化为冰冷的打卡流程时，春节便从心之所向的节日变成身不由己的负担。笔者的家乡位于潇湘水交汇处的湘南一带，属于典型的宗族地区，十分重视家族文化。过年期间走亲访友是宗族地区的典型年俗之一，并且哪一天走哪一家、如何走，甚至在客厅和酒桌落座的次序都有十分明确的讲究。比如，在老家流传甚广的一段口诀是：“二十一莫着急，二十二灰炒豆”“二十七送年礼，二十八剃头发”“年三十心欢喜”，几乎过年期间的每一天都被赋予了特定的仪式感。而走亲访友就更受重视，大年初一给父母拜年，初二去岳父岳母家，初三初四则轮到姑妈、姨妈等亲戚家，这种“初一崽，初二郎，初三初四拜姑娘”的顺序，正是宗族社会礼治秩序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体现。

但是这种极具地区特色和文化内涵的礼治秩序安排却在笔者的老家逐渐被淡化，甚至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形式主义的“任务型年俗”——即仪式的履行不再出于情感认同，而是为了避免在宗族关系中被视为“失礼”或“忘本”。让我深有感触的正是“走亲戚”这一传统年俗所发生的变化。如前所述，大年初一后走亲戚是笔者家乡最为重视的习俗之一，也是过年期间的“头等大事”。而今年过年时，我在老家的镇上观察到的两个现象，让我逐渐意识到“任务型年俗”正在侵蚀着走亲戚这一传统年俗的真正意义。

第一个现象是，我在村中散步时发现，走家串户拜年的并不多，许多房屋都大门紧闭，开着门的民房里要么是仅留两位老人孤零零坐在客厅里，要么是没有人。少数民房里才有晚辈拜年、几代同堂的热闹场景。我心想，这或许受农村空心化的影响，但这也不至于让年轻人连过年都不愿意回家。笔者经过访谈了解到，许多年轻人在县城买了房子，习惯了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不愿意回到村里来过年，而许多老人也习惯了生养他们的这片土地，不愿意跟着年轻人到县城过年，于是便出现了这一番“独守空房过新年”的景象，也正因此，曾经村里最重要的走亲戚、拜年习俗也逐渐被淡化。

第二个现象是亲戚”多而不亲”，这个现象是我在和二叔交谈时所观察到的。我回老家那天是正月初二，按照我们大家族的惯例，这一天所有晚辈没有特殊情况都应当参加中午的酒席。而那天中午的宴席中二叔却缺席了，引得四叔公（湘南地区对爷爷的弟弟的称谓）有些不满。问起缘由，二叔跟我说，过年这两天家里亲戚太多，忙完这边赶那边，每天不是在喝酒就是在赶路。“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现在的亲戚都是纯粹过年聚一聚，甚至有时候他叫什么大名你都想不起来了，只能称呼小名。”听二叔这么说，我深有感触。据我的观察，每次过年回家走亲戚的过程中总会突然冒出几个我不太认识的亲戚，他们有些是长辈，有的是平辈，但他们大多数我都没有见过。年味，本该是在一声声“过年好”的问候和围炉夜话的闲谈中慢慢升腾的，可如今，连走亲戚这样最寻常的年俗，在我的家乡也正一点点被淡化，甚至沦为一种应付式的任务。这种“任务型年俗”不仅仅反映了乡村人口外流、亲戚关系疏离的现实，更是印证了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对于礼治秩序不断被消解的叹息。

（二）面子文化：从“情感”到“价值”的扭曲

在中国社会的文化脉络下，“面子”这一微妙元素就像空气一般，无孔不入地渗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传统观念里，“面子”代表一个人的体面，与社会交往、价值观息息相关。作家林语堂说：“面子是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微妙奇异的一点，是空洞的东西，也是中国人所赖以生活者。”鲁迅先生也在杂文《说“面子”》当中提到：“谁都要‘面子’，当然也可以说是好事情，但‘面子’这东西，实在有些怪。”时至今日，我们谈的“面子”，也具有复杂多样的讲究。每逢春节，置办年货、孝敬父母、亲友小聚等，都不免会夹杂着人情往来中的“面子”，可以说，人们在过年期间的行为，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面子文化的支配。

笔者观察发现，面子文化对年味的侵蚀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亲戚交流貌合神离。随着亲戚数量越来越多，能够在饭桌上用心交谈的却屈指可数，并且聊天内容三句不离收入、房车、职位，条件好的刻意低调，怕被说炫富；条件一般的则感到尴尬，只能强撑门面，甚至提前离席。同时，亲戚间会碍于面子，对于借钱、帮忙等事，表面上一团和气，心里却各自算计；一旦涉及实际利益，便开始推诿，生怕吃了亏，此时亲情就显得脆弱不堪。以笔者的大家族为例，二叔一家和三叔一家近些年就有些不和，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三叔的一个项目找了二叔帮忙，但二叔有自己的考量。其二是人情往来忙而无“情”。春节送礼演变为“面子工程”，礼品价值甚至成为衡量关系亲疏远近的标准。同时，本应承载美好祝愿的压岁钱却成了“面子”的象征，水涨船高，大家的想法都是给少了怕丢脸，给多了自己心疼。这样一来，红包的往来更像是一种冰冷的数字交换，失去了祝福的本意。两个现象的双重叠加，让面子文化在春节期间更为盛行，年味就被丢弃在一旁了。

三、年味消解的根源：传统年俗的传递阻滞

基于对上述年味消解现象的思考，笔者试图探寻其背后的深层根源。为何代代相承的传统年俗，在当下渐失原有的分量与吸引力？为何人们对过年的心态，从曾经的满心期盼，逐渐变得平淡无感，甚至心生疲惫？结合文献梳理、深度思考和参与式观察，笔者认为，年味消解的症结，在于传统年俗在当代社会的传递过程中出现了明显阻滞，而这种阻滞主要体现在横向的社会传递与纵向的代际传承两个维度。

横向上，传统年俗经历了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传递。年俗本应依托于熟人社会的土壤，依赖邻里、宗族间的频繁互动来维系。然而，在城市化的冲击之下，这种社会结构逐渐瓦解。一方面表现在空间上的阻隔，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许多地区亲友天各一方，物理距离削弱了走亲访友、共同参与年俗的基础；另一方面是关系的疏离，城市单元楼取代了传统院落，邻里关系淡漠，社区公共生活减少，年节的集体氛围难以形成。最后是仪式的简化，快节奏的生活压缩了准备年货、守岁等需投入时间与心力的仪式，年味被简化为一顿团圆饭或一场春晚，传统年俗原本承载的社会整合功能也随之流失。由此，年俗失去了其横向的社会传递基础，便难以再发挥作用。

而在纵向上，传统年俗的代际传承同样出现了明显断层。年俗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本该通过长辈的言传身教，在代际之间自然延续、润物无声地传承。但如今，这一代际传递链条出现了松动。家庭结构的变化使得核心小家庭成为主流，祖辈与孙辈共同生活、共同筹备年货的场景减少，削弱了代际间的仪式互动。另外，在多元文化与消费主义的影响下，一些传统习俗（如祭祖、守岁等）被贴上“繁琐”“落后”的标签，年轻人对年俗的情感认同和参与意愿降低，即便有所参与，也多是保留外在形式，难以体会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与精神内核。

四、重寻年味：呼唤情感回归和文化再造

想要留住年味，核心是要打败“过年式疲惫”，让人们从形式主义、面子文化与任务化年俗的层层束缚中挣脱出来，重拾年节本应具有的温情和内涵。这就需要我们着力重塑社区公共生活，让过年回归到集体共融的情感联结中去。比如乡村可依托村委会、宗祠等本土化载体，恢复庙会、社火等传统集体年俗，充分调动村民的参与热情与主体意识；城市则可由街道、社区牵头，举办新春市集、民俗体验等活动，打破单元楼的隔阂，将各居其家的分散过年，转化为邻里相聚、社区共庆的集体体验，增强年节的集体氛围感。

任务化的年俗流程、功利化的面子文化，早已让春节异化为身心负担，这也是年味淡化的症结所在。唯有剥离年俗中的功利属性，重塑其情感表达与价值传递的内核，才能让年味真正回归。在人情往来中，可引导晚辈采用手写贺卡、录制专属祝福视频这类更具温情的形式表达心意，而非依赖单纯以价值论高低的礼品与红包；在守岁、拜年等经典仪式里，可以增添讲述家族故事、分享年度感悟、共话新年期许等环节，让原本按部就班的年俗流程，转变为家人间进行深度交流的过程，让春节重新成为承载亲情联结、实现个人精神更新的重要节点，唤醒其背后的文化价值与精神意义。相信在社会与家庭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能在过年时重拾温情，春节也能重新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凝聚家庭与民族情感的温暖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