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璐

（湖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近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召开，多位人大代表提出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的提案，获得广泛关注。其中，雷茂端代表的提案指向7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很有针对性，背后反映的是当前农村高龄老年人所面临的养老难题。

笔者长期研究农村养老问题，认为情况不容乐观。总体来看，农村高龄老年人的养老困境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更涉及深层次、系统性的生活困境。

首先，需要理解当前这一代高龄老人的生命历程。他们出生于建国前，成长于集体化时期，生育子女数量较多，等到子女成家之后积蓄所剩无几，这导致其年老后抵抗风险的能力较弱。在此情况下，其养老的经济来源主要来自子女支持和国家保障。

就子女支持而言，高龄老人的子女也已是中年或者低龄老人，在自身仍有劳动能力时依然在为年轻一代的婚姻和家庭操劳。随着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规模的日益庞大，父母们也拼尽全力试图为子代争取相对稀缺的女性资源。在家庭资源分配的天平几乎垂直向下倾斜的情况下，向高龄老年人的反馈也就变得微乎其微。

令人感触的是，这种资源分配的高度极化往往并非子代单方面促成，作为父代的高龄老人也在以无限的体谅和理解来减轻子女的负担。“他们也有自己的家，负担也重”，这是许多高龄老人在被问到为什么不找子女要钱时最常见的回答。

与此同时，当农民家庭高度卷入城镇化、教育和婚姻等发展压力，“找子女要钱”也变成了在伦理上缺乏正当性的事情。即便面对子代所给予的最基本的经济支持，老人们也存在心理负担。而到了丧失自理能力需要子女照料的阶段，这种心理负担便会转化为自责甚至自我厌弃，活着变成了拖累。以至于一些老人在自感即将失能成为拖累之前，就提前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在子女的支持能力不足且缺乏正当性的情况下，来自国家的经济保障就变得极为重要。当前农村高龄老人大多领取基础养老金，他们将这笔钱视为“老人钱”，认为这是国家给老人的福利，是“沾共产党的光”。

当然，对于不同阶段的老人来说，老人钱的意义也有差别。对于依然具有劳动能力的老人来说，老人钱用于劳动收入之外的生活改善消费；而对于难以再劳动的老人来说，老人钱就是用于保障基本生活，主要是吃饭和看小病。

正是因为有了“老人钱”，缺乏经济来源的老人能够在最低限度上维持基本生活，不必找子女伸手要钱，从而维持自养的尊严。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家基础养老金的每一次小幅度提高，都对高龄老人的生活改善以及避免掉入“斩杀线”发挥着重要作用，边际效益显著。近年来，高龄老人所获得的基础养老金加上高龄津贴逐年提高，每月几十元的增幅看似微不足道，但老人们对此都极其敏感，对一年多出的几百元感到非常高兴，“可以改善生活了”。

更进一步来看，除了显而易见的经济保障之外，高龄老人还面临着许多难以直接依靠给钱就能解决的问题。

一是做饭难。在自理能力下降特别是丧偶之后，做一顿简单的饭菜对于许多高龄老人都变成了极为困难的事情，扶着板凳做饭、做一顿吃一天成为常态。现在许多地方都开设老年食堂，但在乡村空间分散的情况下，老年食堂往往只能辐射就近的老人，真正做饭困难的老人也难以到老年食堂就餐。相比建设成本高、设施完善的老年食堂，让有需求的老人能够吃上健康、热乎、稳定的饭菜，才是更为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陕西“送饭书记”获得好评的原因。

二是精神孤独。伴随劳动能力的丧失，高龄老人生活的闲暇时间大大增加，如何“混时间”，变成了一个真实的问题。当前这一代农村高龄老人，最渴望的是低门槛、集体性的民间娱乐活动，而今这些活动却在逐渐减少乃至消逝。与此同时，乡村消费空间的扩张和公共空间的萎缩，也对高龄老人的日常社会交往造成无形的排斥，一些村庄建设的互助养老中心、养老驿站等老年服务设施也往往因为缺乏常态化运营而闲置或关闭。“在家门口憨坐”“白天盼着天黑，天黑盼着天亮”成为许多高龄老人闲暇生活的真实写照。

三是害怕意外。从自理能力下降到完全失能的阶段，对于高龄独居老人来说是一个风险极高但往往容易被忽视的阶段。随时可能发生的摔倒等意外事件会造成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断崖式下跌，甚至可能变成难以挽回的后果。在人口外流、居住分散的村组，这一风险更为突出。调研期间，听说过多起独居老人在家意外去世无人及时发现的例子，这种悲惨的生命结局冲击着高龄老人的临终预期，且不说子女绕膝，连“被看见”都成为一种奢望。

总之，上述一系列问题的产生，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保障不足，更隐含着为弱势群体兜底的乡村社会体系的瓦解趋势。与之相应的，问题的解决也需要超越经济逻辑，回到更为根本的组织路线上来。对此，除了基础养老金的提高之外，以基层老年协会建设为基础，依靠组织化力量就地、低成本、灵活精准开展各类养老服务形式，能够作为解决农村养老重难点问题的关键抓手。

3月6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