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电影《柳堡的故事》火遍大江南北，其主题歌《九九艳阳天》更是刻在几代人记忆里的经典旋律。

而曲作者高如星，被剧作家黄宗江誉为音乐天才。不可思议的是，他从没受过一天专业的音乐教育，也没拜过什么音乐名师，就凭着骨子里的灵气，还有对民歌的那份痴迷，从晋西北的一个放羊娃，一步步成长为能照亮时代的红色音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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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如星1929年出生在山西兴县的一个穷苦农家，从小就跟着羊群跑，日子过得苦巴巴的，但就在这样贫瘠的岁月里，他练出了一身过人的音乐天赋。这孩子特聪明，地道的晋西北民歌，张口就唱，对旋律和节奏，天生就比别人敏感。

1938年，9岁的高如星加入了抗日儿童团。平时除了站岗放哨，还主动教乡亲们唱抗日歌，用稚嫩的嗓子，传递着保家卫国的心意。

到了1943年，14岁的高如星，进入入了八路军120师的战斗剧社。刚进剧社的时候，他得补文化、学拉提琴，可凭着超强的乐感和悟性，没多久就熟练掌握了演奏技巧，开始用音乐为抗战出一份力。

1950年，战斗剧社要组建慰问团，去康藏慰问在风雪里干活的筑路大军，高如星是主要演员，一人身兼数职——拉提琴、敲大鼓、跳踢踏舞，凭着一腔热忱，温暖着寒冬里的筑路英雄们。

后来队伍走到康定，因为大雪封山，没法继续走，只能原地待命。就在这时候，高如星和同事孟贵彬一起，写了首《藏胞歌唱解放军》。

这首歌在筑路部队演出后，很快就传遍了全国，1951年还在全军文艺汇演上拿了奖。这是高如星写的第一首歌，也一下点燃了这个22岁年轻人的创作热情。

1952年，总政歌舞团以解放军歌舞团的名义，出访苏联和东欧各国，其中就有高如星。为了能更好地感受异国的音乐文化，他主动学俄语，不管是莫斯科的街头、气派的地铁站，还是歌唱家唱的《喀秋莎》、《山楂树》，还有柴柯夫斯基、斯美塔那这些大师的交响乐演奏会，他都看得、听得入了迷。

以前的高如星，只接触本土的民歌，就像待在一个小天地里，这次接触了异国音乐，就像闯进了一片广阔的音乐殿堂。高如星被这份震撼深深吸引，痴迷到把发放的零用钱全用来买苏联唱片，回国后也一门心思学俄文，反复听、反复琢磨，一边吸收外来的音乐养分，一边默默积攒自己的创作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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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高如星调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1957年，八一厂决定把《柳堡的故事》拍成电影，女导演王苹指定黄宗江当首席编剧，和小说作者胡石言一起创作电影剧本。而作曲这个重任，落在了28岁的高如星身上。

黄宗江回忆，当年创作《九九艳阳天》歌曲时，他与胡石言、高如星在苏北农村体验生活。田埂边蚕豆花香沁人，他笑说“没有臭哪来香”，又见麦苗鲜嫩青翠，便感叹“你看那麦苗有多鲜呐”。高如星当即叫好，认为这便是绝佳歌词。

先是胡石言按照苏北民歌的风格，写下了歌词初稿，然后黄宗江接手润色、修改，把歌词打磨得更有画面感，就有了我们现在听到的“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

歌词定下来后，谱曲的活儿就全靠高如星了。他虽是山西人，可对南方的民间小调特别熟悉。稍微想了下，他就提笔谱曲，每一个跳动的音符里，都满是柔情和期盼。

《九九艳阳天》一出来，立马风靡全国，成了中国第一首军旅爱情经典。这之后，高如星又给《英雄虎胆》、《江山多娇》、《回民支队》、《野火春风斗古城》、《汾水长流》等好多电影写了音乐。其中《江山多娇》里的《蟠龙山上锁蟠龙》、《汾水长流》里的《汾河流水哗啦啦》，也是家喻户晓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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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如星这个人，纯粹得不得了，他的世界里，好像就只有音乐这一件事。当年痴迷苏联音乐的时候，他不光潜心学俄文、反复听唱片，就连穿衣风格，都学着苏联人的样子，还经常和苏联留学生聚在一起交流，就单纯享受音乐带来的共鸣。

1961年以后，中苏关系恶化，不少战友好心提醒他，别再和苏联留学生走得太近了，可他却满不在乎，坦诚地说：“我们和苏联人民还是友好的嘛。”后来有朋友偷偷告诉他“你被怀疑了”，他更是一脸茫然：“真是莫名其妙，我脑子里全是音符，怀疑我什么？”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高如星满脑子都是旋律和音符，唯独没有“阶级斗争”这根弦。可这份纯粹，最后却成了他一生厄运的开始。

就在他艰难的时候，一个女人走进了他的生命里，她就是北影厂的演员王云霞。

王云霞1927年出生，1955年进入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演过《兄妹开荒》、《白毛女》、《洞箫横吹》、《粮食》等电影，塑造了不少经典角色。她虽然不是明星，但演技扎实，气质温婉。而最让人敬佩的，是她骨子里的善良和坚毅。

1964年，高如星到北影厂给电影《汾水长流》谱写写音乐，机缘巧合下，认识了同样被“监视看管”的王云霞。两个人境遇相似，难免惺惺相惜，相处得久了，都觉得对方是心地纯粹的好人。没多久，两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那时候王云霞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母亲还卧病在床，高如星知道后，二话不说，就把自己写《汾水长流》的全部稿酬交给了她。可就在这时，高如星接到了通知——他从八一厂调到了武汉军区歌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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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如星突然调走，沉浸在爱河中的王云霞，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她立马向单位打报告，和高如星结婚。

那时的高如星，正在创作歌剧《枪之歌》。里面有首叫《跟着我》的歌，就是他专门给王云霞写的，算是送给妻子的新婚礼物——“跟着我，跟着我！ 咱们夫妻双双过黄河，就像一对惊弓鸟， 南山上再去搭新窝，听不见枪， 听不见炮， 开块荒地也能过生活……”

文革中，高如星被关押，有人逼着他交代，写《九九艳阳天》这种“靡靡之音”，到底有什么“罪恶目的”？

高如星有嘴说不清，也坚决不认罪，结果遭到了非人的对待，被严刑拷打。到最后，他的肋骨被打断，还插进了肺部，没多久就感染化脓，患上了癌症。

那时候高如星去医院治疗，可有人却要求他必须戴着手铐才能出门。他觉得这是对人格的侮辱，坚决不接受，说：“我宁愿死，也不去。”

1968年，身患重病的高如星被隔离，王云霞带着儿子高岗到武汉来看他，却见不到人。等到高如星病得快不行的时候，王云霞才被允许搬过去，和他住在一起，方便全方位照顾他。她还托自己的私人关系，找来了治疗癌症的专家，想抢救高如星，可一切都太晚了。

高如星感觉到自己快不行了，就对妻子提了一个要求：“我们去拍一张照片吧，我要把军装穿得整整齐齐，这样孩子将来长大了就知道，他的父亲不是坏人，是一位堂堂正正的军人。”

1971年2月14日，年仅42岁的高如星走了。那时，王云霞哼着那首《跟着我，跟着我……》，他就这么听着，缓缓闭上了眼睛。

其实王云霞和高如星，只做了6年夫妻，可她这一辈子，再也没能忘记他。

高如星的离开，给了王云霞毁灭性的打击，但她凭着骨子里的坚毅，咬着牙挺了过来。上世纪70年代末，高如星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那首被尘封了多年的《九九艳阳天》，再次传遍了大江南北。

2018年5月，王云霞安然离世。儿子高岗把母亲的遗骨和父亲高如星合葬在了兴县凤凰岭晋绥解放区烈士陵园。

风过柳堡，歌声依旧；麦苗青青，艳阳长天。那位从黄土坡走来的放羊娃，那位心里只有音符的音乐家，从未远去。东风呀吹得那个风车转呐，蚕豆花儿香呀麦苗儿鲜，这人间最美的光景，便是对他最好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