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凌悦扬

龚浩成，曾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他是一位堪称“金融活字典”的学者型领导。他曾经在浦江两岸的办公楼里辛勤工作了大半辈子，在上海金融改革开放的年代，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闪光印迹。从外滩到陆家嘴，沪上金融业在数十载的跌宕起伏中始终坚韧、务实、向上，一再攀登新台阶，创造新传奇。而这位金融界元老级人物，根植于上海这片沃土，见证了这座光荣城市的沧桑巨变，也见证了上海一步步接近国际金融中心的梦想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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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进城记”

改革春风轻拂，“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得以先后恢复和设立，打破了原来的单一国家银行制度，但龚浩成对四大银行业务严格划分、各据垄断地位的经营状态印象至深，它们分别在工商企业流动资金、农村、外汇和基本建设四大领域“道寡称孤”，各霸一方，把全国的经济领域分割成四块。各家银行“自扫门前雪”，不仅没有相互竞争的意识，更没有现代银行的理念和经营思想。

龚浩成认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像这样的垄断经营是不可能进步的，要让银行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从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开始。由此，龚浩成亲力亲为地推动“农行进城，工行下乡，中行上岸，建行拆墙”，促成了上海银行界冲破藩篱、打破常规、推陈出新的生动实践。其间，农行上海五角场支行“进城记”极具代表性。

90年代的杨浦五角场

农业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林中杰找到龚浩成，想在五角场办个支行，前来征询他的意见。龚浩成说只要他们申请，人民银行肯定批。不过，因为五角场是属于杨浦区，林中杰打算取名“杨浦支行”。龚浩成认为这个名字不是最佳选择，根据有关文件精神，称杨浦支行就只能申办杨浦区域的业务，就像那时江苏的银行不能进入上海办理业务。

龚浩成向林中杰面授机宜，提议农行的新支行叫“五角场支行”。他表示，假如叫五角场支行，那么五角场地处杨浦当然可以办杨浦业务，边上就是虹口，也可以办虹口业务，又毗邻宝山，那么也可以办宝山业务，在此设立一个支行可以办三个地方的业务。小小“金点子”，显示了龚浩成的智慧和担当。如今，这家在申城率先击破“工不下乡、农不进城”的陈规的“五角场支行”招牌历久弥新，依然为周边市民和企业提供日益丰富的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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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G“回老家”

1980年，随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正式复业，停办了12年的上海国内保险业，就此重获新生。然而，与银行、证券、投资信托等行业相比，保险业的发展相对滞后。1991年8月18日深夜，上海市浦东开发办公室副主任黄奇帆从北京给龚浩成打来电话，交代了十万火急的任务：朱镕基市长要求龚浩成立即飞往北京，解决引进外资保险公司的问题。龚浩成当即启程，抵京当晚，径直奔往上海驻京办向上海市副市长顾传训汇报工作方案，次日进入中南海，面见国务院副秘书长何椿霖，并得到他的明确同意：同意上海引进一家外资保险公司，首家对象选择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简称AIG）。

为什么选择AIG？龚浩成早做过功课。他读过保险史话，美国国际集团原本就在沪上起家，孑然一身来到中国的美国小伙史带敏锐地看中了当时中国保险市场的广阔“钱景”，以美亚保险代理公司起家，后又创设友邦保险，在东亚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保险帝国，被称为“远东保险大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友邦保险撤出了中国市场。1967年，史带将公司的帅印交给了莫利斯·格林伯格，而同样对保险事业充满了热情、且具有东方情结的格林伯格将重返中国定为自己新的使命。

格林伯格与朱镕基在一起会谈

早在1978年，AIG就已开始与中国政府接触，1980年迈出了重返中国的脚步，在北京开设了一家代表处。龚浩成注意到，AIG进入中国前后十余年，格林伯格时时释放善意伸出“橄榄枝”，访问中国70多次，前后见过上海历任市领导，显示其对中国的友好态度。格林伯格甚至果断决策，指示AIG从欧洲一位收藏家手中拍卖了八国联军从北京颐和园抢走的珍贵文物宝云阁铜窗，并将其作为礼物赠给中国政府，成功地帮助AIG在中国塑造了诚信友善且值得尊敬的外资保险公司形象。

考虑到这些历史与现实因素，龚浩成推荐引进AIG，并终获批准同意。1992年重返黄浦江畔的AIG，捷足先登取得中国内地第一张外资保险经营执照，它在纽约时报等世界主要报纸上刊登了大幅广告，海报最醒目的设计就是“回老家”这三个飞扬而热烈的汉字。1992年的集团年报中更对友邦保险上海分公司大书特书了一番，刊印在董事长致辞之前，是惹人注目的黄色标题：“AIG又回到了它的根（AIG returns to its ro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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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交行”招牌

1984年底，金融体制改革和改造振兴上海的双重使命相叠加，使得“设立一个综合性银行，属于全国性专业银行序列”被提出。1986年9月，国务院批准重新组建交通银行。当时，全国还没有一家股份制银行，除了“工农中建”四大行以外，全国也还没有第五家银行，如果上海能创办一个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是非常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无论如何都要抓住这个机遇。龚浩成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作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的代表，他积极投身交行的组建工作。

龚浩成清楚记得，在筹建过程中遇到首要问题就是：襁褓中的这家银行叫什么名号？当时决策层只是让组建一个银行，并没有具体指定。龚浩成等组建人员比较倾向取名“交通银行”。“交通银行”之名渊源有自，是1908年清政府以振兴实业、挽回利权为宗旨而设立的官商合办银行，创建伊始，即以股份有限公司性质的商业银行面目出现，经营模式可谓开创中国本土银行之先河。

然而，若是命名为“交通银行”则存在一大障碍：中国台湾地区有交通银行，因为国民政府撤退的时候把交通银行撤到台湾而且一直在运营；香港也有交通银行，那时虽然没有回归祖国，可始终是我国的领土，由中国银行下属的中银集团管理。那么，到底可不可以重新启用“交通银行”这一行名，会不会引起其它纠纷？当时组建的同志都没有经验，所以就决定到香港去跑一趟，咨询一下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意见。

龚浩成一行风尘仆仆跨越香江，请教了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李储文。李储文当即表示，“当然可以叫交通银行，假如台湾方面有意见，就迫使他们主动来找我们协商谈判，如果他们没有反应就照叫不误，能够有这种机遇就要抓住，我们设立的是正宗的交通银行。”

就这样一锤定音！当组建筹备小组把李储文的意见转达上海市政府，市政府一路绿灯予以通过。龚浩成认为，命名为“交通银行”最大的好处，就是不需要重起炉灶新设一家银行，因为解放前交行就已经存在，而且它是那时的国家银行、发钞银行，解放后也没有撤销，虽然暂时没有营业也没有了机构，但它的招牌和营业执照都保存在中国人民银行的仓库里。所以，交通银行从运筹帷幄到闪亮登场，不是重新建立而是恢复，即恢复交通银行在大陆的业务。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