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胡惟庸案”朱元璋不仅废中书省，还严禁后嗣皇帝和朝廷复设丞相。很多人觉得这是太祖预判文官势力膨胀的提前布局，但实际上更像是开历史倒车的皇帝，补错过度又给明朝挖出大坑。

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後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淩迟，全家处死。
《皇明祖训》

要让一个皇朝有序运作，单靠皇帝个人的能力和精力是不够的。所以历代皇帝需要一套稳定的律法章程来约束臣民的行为，以及一个有清晰运作程序的组织来维护、执行以及修正法规。

这个组织就是朝廷，而“丞相”（实际是一个行政系统）则是朝廷的骨干和领导，所以皇帝们离不开丞相。但霍光、曹操们又证明丞相能对皇权形成严重威胁，因此皇帝们又有排斥、削夺相权的原动力。

这种两难的局面，让两汉之后的皇帝们开始各种拆分“相权”。

唐朝设置三省，分别负责诏令下达（中书）、审核诏令（门下）以及执行诏令（尚书）。不仅将相权三分，还让他们互相掣肘。到了宋朝虽然三省再度归一为“中书门下”，但又依据政务类别对相权做了更细的拆分。

财务权划拨给三司，且各自限定范围。盐铁司掌管，矿冶、盐茶、工商、水利兵器等；度支司掌管，收支预算、调度、漕运、仓储等；户部司掌管，户口、田亩赋税徭役、丝绢布匹等。

军事方面，大体为枢密院负责发兵而无统兵权，“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统兵却无发兵权。两者形成“文武相制”的局面，或者说无人（除皇帝）能单独指挥军队。

此时的“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合称为“二府”）虽能从出令到执行一把抓，但没有财权和军权，它能拿什么来威胁皇帝呢？所以说经唐宋两朝的改革，霍光、曹操这类集各种权力于一身的权相已经没有诞生的土壤了。

只是朱元璋在创立明朝之初，并没有认可这些前朝经验，他学习和效仿的对象是蒙元。蒙元政权入主中原后，将宋朝的“二府三司三衙”重新合并为中书省，并设左右丞相（右丞相职权高于左丞相）。

注：蒙元的政治制度起于“部落贵族平权制”，加上其汉化不深，所以蒙元高层排斥中原的皇帝集权制。这不仅让蒙元对中原的统治接近行省自治（弱朝廷），也导致蒙古高级贵族与皇权（皇帝想集权）矛盾重重，以致弑杀、政变不断。

这个制度好不好，朱元璋应该很清楚。

他在南方跟陈友谅、张士诚等势力打得不可开交时，元廷不趁火打劫，并不是想安静看戏，而是他们内部也正斗的火热，顺帝要对付伯颜、脱脱这样的权相。其后北伐的速胜，其实也得益于元廷的内耗。

所以说明初效仿元制只设中书省和左右丞相，可谓是开了历史的倒车。而朱元璋罢丞相和关闭中书，虽解决了这方面的隐患，但也制造了新问题。

首先，“丞相”肩负的职责并不会随着这个职务的废止而消失。

收回相权后，先不说皇帝有没有能力胜任这工作，精力上就无法满足要求。从劳模朱元璋设殿阁大学士做顾问，到永乐正式置文官幕僚 – 内阁。再从宣德开设内书堂拉宦官来帮忙，到正统朝形成内阁建议、司礼监确认的“票拟批红制”。

精力问题是解决了，但新麻烦也很明显。

其一，宦官参政与明朝的基础政治规则就是相悖的（明朝也没有皇帝公开承认宦官可以参政）。仅权力分配就会让内外廷之间产生对立和矛盾，进而降低政务、皇命的执行效率和成功率。

其二，“内阁”是个不隶属于朝廷的特殊机构。

明朝阁臣虽都来自外朝文官，但其身份是皇帝私人幕僚。所以不仅外朝也排斥内阁，权力分配带来的纠纷，也同样让两者冲突不断。明朝持续了近两百年的“阁部之争”就源于此。

虽然这场斗争的是非曲直一言难尽，但这种斗争对明朝政务处理效率的拖累以及对党争的刺激和推动，却又是显而易见的。

其三，受朱元璋祖训的限制，内阁对政务始终只有建议权而没决策权（也无奏事权，正式上奏需用兼领的职务）。

因为只有建议权，阁臣相对于皇帝是非常弱势的。除了特定时期的少数人（如万历朝张居正），阁臣大多得围着皇帝转。皇帝不仅可以否决阁臣票拟（不批红），还可以直接主导阁臣的票拟（内臣传旨、揭帖等）。

因此大多数时候，内阁并不能解决皇帝“有没有能力胜任”这个问题。这也是明朝内阁出彩的时候，要么是皇帝信任放手（如隆庆朝高拱），要么是皇权暂不干涉（如张居正改革）……

综上可以看出，朱元璋之后“曲线置相”的实际效果，不如唐宋时期明确划定相权。除此之外因取消丞相，明廷不仅被整体剥夺决策权，给皇帝纠错的能力也丧失不少。

和阁臣一样，因权力不足外朝各部官员相对于皇帝也非常弱势。很多朋友眼里无所不能的“文官集团”真跟皇帝闹起来，也就两个很尴尬的招式 – 哭门死谏和撂挑子。

“哭门”是基于道德和道义，各种劝说皇帝回归正途。比如成化朝初宪宗不想让钱皇后和英宗合葬、嘉靖朝初世宗不想过继到孝宗名下（为人后者为人子）…… 成与不成只在皇帝的个人喜好，如宪宗有条件妥协（二后并立）、世宗廷杖毙十六人后一切如旧。

“撂挑子”则是宁可辞官也不干。这种行为从明朝中期开始就非常普遍，但对皇帝而言效果还不如“哭门”。因为你不干，不代表其他人也不干；就算文官全不干，还能让宦官去干（比如万历征矿榷税）。

这些招与其说是威胁皇帝，不如说是官员最后的挣扎以及求一个“事不可为”的心理安慰。这种无奈的后果则是，文官们越来越明哲保身，皇帝也越来越倾向于乾坤独断、刚愎自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