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浙江宣传发文，将“网络梗”与爱国舆论推至风口。然而，若将“基本盘”污名化简单归咎于境外势力或流量投机，这样不仅不能为“爱国者”正名，而且还会进一步扭曲爱国宣传。

本文试图剥离情绪化的攻防，追溯“基本盘”内涵的嬗变轨迹，剖析爱国舆论场的结构性困境，进而回归爱国主义的本质内核。

一、“基本盘”如何从“压舱石”变为“网络梗”

“基本盘”词义的变迁，其本身就是微观社会心态史的变迁。“基本盘”最初源于金融与商业分析，指代企业或市场中最稳固、最核心的部分。此时的“基本盘”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强调的是一种结构性的支撑力量。

随着话语迁移，“基本盘”被引入政治社会学语境，常指代一个国家或政权最坚定的支持群体。在这个阶段，它开始带有“群众基础”的意味，虽然隐含着“非核心群体”的他者视角，但仍旧是一种对政治现实的理性描述。当下网络语境中，“基本盘”与“群众基础”的同质性，完成中性词了向贬义词转变，它不再是金融的“压舱石”，而被异化为特定认知群体的代名词。

这种词义转变的背后，是直接批评的通道受阻后，对抗性情绪向非对抗性转化。当政策批评被禁止或打击之后，批评者转而采用“指桑骂槐”的策略，进而将矛头对准政策的拥护群体，通过嘲讽大众的“愚昧”来反衬自身的“清醒”。这种“降维打击”不仅消解了讨论的严肃性，进而通过嘲讽将复杂的社会话题，转化为智商优越感的身份标签。

二、爱国舆论场的双重困境：虚假叙事与流量异化

浙江宣传的文章指出了“嘲讽”的现象，但未深入揭示这种现象赖以生存的土壤。当前爱国舆论场正面临双重困境，使得“基本盘”成为必然的牺牲品。

以《战狼》系列为代表的文艺作品，构建了“战无不胜、虽远必诛”的国家安全幻象。这种单向度的英雄叙事在短期内能提振民族自信，长期来看却埋下了信任危机的种子。

当现实世界中，东南亚电诈集团肆无忌惮地绑架、残害中国公民，且解救过程困难重重时，电影中的“超级英雄”与现实中“无力感”形成了刺眼的对比。嘲讽者正是抓住了这一裂隙，用“战狼在哪里”的诘问，解构整个爱国叙事的真实性。这种困境的根源不在于现实不够强大，而在于宣传过度透支了现实的复杂性，导致公众心理预期与实际治理能力之间出现断层。

以“铁头”为代表的网红现象，暴露了爱国主义的工具化危机。当“反日”成为一种流量密码，爱国行为便极易滑向违法犯罪的边缘。砸日系车、辱骂穿和服者、对日在华人员进行人身攻击等，这些行为打着爱国的旗号，实则是对法治秩序的公然践踏。这些行为让守法者感到愤怒，但基于“爱国”的道德绑架，这样愤怒却又无法表达。当爱国成为流量秘密而突破秩序底线之时，守法者反而被污名化为“不爱国”的异类。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进一步加剧了舆论场的撕裂。

三、爱国的本质回归：政体、制度与秩序

跳出“爱国”的情绪化表达，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爱国的核心要义是什么？

国家的本质是一个历史文化的共同体，是土地、人民与制度的集合；而政府是具体的治理执行者。爱国并非是情绪的简单泛化，而是对对政体的捍卫、对政府的拥护、对法治秩序的遵守。

政府进行社会治理，就涉及到具体的施政策略，而对政府的建议及批评等，不仅是法律所保障的公民自由，而且恰恰是爱国的具体表现，当批评修正错误时，这才能让国家变得更好。

任何一个公民，只要是遵纪守法、辛勤劳动、依法纳税，在关键时刻维护社会公序良俗，那么他就是这个国家最坚实的“基本盘”。反之，打着爱国旗号却破坏法治秩序，无论口号多么响亮，实质上都是在破坏国家的法治根基，并已经走向了爱国的反面。

浙江宣传提到“人人皆是基本盘”，这种深深的情感召唤，本质是希望拥护政府。然而，在“爱国”的情绪泛化下，虚化了爱国的本质与要求，那就是对政体的捍卫、对法治秩序的维护。

四、结束语：反思与祛魅

党媒下场引导舆论，凸显公共舆论场的撕裂，“五毛”已经失去了号召力。其有利、有弊。利，能够迅速定调；弊，若不能深刻分析根源而文过饰非，那么利可能就变为了弊。

当舆论宣传不再用“战狼”式的虚幻光环去包裹现实，当我们不再容忍“爱国流量”践踏法治，当我们学会在宪政秩序的框架下理性辨析政府、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时，“基本盘”这个词自然会褪去贬义的色彩。

“基本盘”不该成为嘲讽的梗，“爱国”也不应当被情绪泛化。承认国家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不回避政府治理能力的局限性，反而能赢得公众的信任。爱国从来不是狂热的呐喊，而是勇敢的捍卫国家的政体、法治及秩序。这才是我们共同的、不可撼动的“基本盘”。

陈浩 记于知止堂上

2026年5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