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飞

近日，日本参议院通过“国家情报局设置法”，把原来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为“国家情报局”，并在其上设立由首相直接领导的“国家情报会议”，计划今年夏天正式挂牌，初期编制约700人，并计划到2027财政年度末设立专责海外情报收集的“对外情报厅”。这项改革的核心，不只是改名，而是赋予新机构“综合调整权”，使它能够突破警察厅、外务省、防卫省、公安调查厅等部门长期各自为政、资讯壁垒森严的局面。

对于这一变化，要放在日本近现代情报机构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英国情报史学者理查德·迪肯（Richard Deacon）的《日本情报机构秘史》指出，日本情报传统有一个鲜明特点：它不只是为了了解世界，而是为了改造日本、扩张日本、强化日本。因此，今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表面上是因应网络攻击、虚假信息、外国渗透、政治安全和国际环境变化；深层上则是日本国家能力“重组”的一部分：所谓“修补”战后因受制于和平宪法的日本情报体系。

第一，是部门分散、各自为政。过去日本情报活动长期分散在警察、外务、防卫、公安调查等不同省厅。内阁情报调查室虽负责汇总，却缺乏强制协调权，只能平行协商，不能真正指挥。当某个省厅不愿配合，内阁情报调查室也无能为力。这类似二战期间日本情报体系的一个老问题：陆军、海军、外务省、秘密社团、殖民地机关各有一套系统，情报很多，判断却未必统一。珍珠港、中途岛、对美判断、对苏判断，都暴露过情报与决策脱节的问题。

“正常国家化”的危险一步

现在设立国家情报局和国家情报会议，正是要把“情报汇集”变成“情报统帅”。

第二，是对外情报能力不足。战后日本在和平宪法和美日安保框架下，长期依赖美国情报“分享”，自己的对外情报机构没有完整建立。日本各情报机构主要“向内看”，真正“向外看”的力量严重不足；因此日本计划在2027财年末前设立“对外情报厅”。这意味着日本正在摆脱对美国情报的依赖，走向建立更自主的海外情报能力。这不是单纯行政改革，而是日本安全政策走向所谓的“正常国家化”重要一步。

第三，是情报人才结构老化和技术能力不足。传统情报依靠人脉、语言、地理、侨民、商社和驻外人员；现代情报则需要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大数据、卫星、开源情报、金融追踪、社交媒体分析和心理战技术。日本政府计划设立专门情报官招募考试，并向民间广纳外语、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专业人才。这意味着日本正加大对创新科技情报能力的投入，继而转化为国家安全情报能力。

对东亚和平而言，日本情报体系升级带来的最大问题，不在于它会立即重演军国主义，而在于它会使日本在军事、安全、外交、科技和舆论领域具备更强的主动塑造能力。日本一旦拥有更统一的国家情报局、更强的海外情报收集机构、更深的网络与人工智能能力，它便不再只是美国印太战略中的驻军及后勤基地，而会逐渐成为情报、舆论、科技和地缘安全行动的主动参与者。这至少有三方面负面影响，值得持续关注：

其一，日本可能更深地介入台海、东海、南海与朝鲜半岛问题。过去日本在这些问题上已经不断配合美国，以“自由开放的印太”为名推动军事存在正常化。情报能力升级后，日本可在海空监视、岛链封锁、反潜部署、网络攻防、政治渗透、舆论引导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这会加剧东亚安全危机。

其二，日本会更有能力参与对华科技竞争和产业围堵。日本本来就是半导体材料、精密机械、机床、化工、电子零部件、海洋技术等领域强国。若情报体系与产业政策、安全审查、出口管制、科研合作审查结合，便可能配合美国对中国高科技发展形成更细密的限制网。

图强化政治渗透能力

其三，日本可能在国际舆论与政治影响方面更主动。日本国会已讨论外国代理人登记、公示制度等问题，反映其对“外国势力渗透政治决策”高度敏感。但是同样道理，日本自身情报能力提升后，也可能更积极地在周边国家、国际组织、智库、媒体、学术网络和非政府组织中塑造对华叙事，把中国正常发展包装成“威胁”，把日本军事正常化包装成“防卫”。

因此，面对日本情报体系的发展，既不能草木皆兵，也不能掉以轻心。从战略上看，中华民族复兴有其历史大势、制度优势、产业基础、市场规模和文明韧性。日本即使建立国家情报局，也改变不了中国发展壮大的根本趋势，更改变不了亚洲力量格局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事实。不被日本一项机构改革牵着走，也不应把日本情报能力神秘化、恐惧化。

还是那八个字：战略藐视，战术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