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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2026年6月14日，斯坦福体育场。

当Google CEO桑达尔·皮查伊走上讲台的那一刻，数百名毕业生站起来，转身，走了。

他们没有喝倒彩，没有起哄，没有扔东西。就是走。

旗帜展开，“Free, free Palestine”（解放巴勒斯坦）的口号此起彼伏。

然后，皮查伊继续他的演讲。

这一幕，只持续了几分钟。但它提出的问题，会在硅谷乃至整个美国上空盘旋很久。

走，跟伙伴君来！

今日主笔 | 晶恒

一场退场，一面照出硅谷真身的镜子

01. 先说说，他们在抗议什么

不是AI抢了他们的工作。

不是硅谷的贫富分化。

甚至不是谷歌最近那些乱七八糟的产品决策。

他们抗议的，是一份叫做Project Nimbus（云雾计划）的合同。

2021年，谷歌与亚马逊联合拿下以色列政府的一份云计算与AI服务大单，合同金额约12亿美元，服务对象包括以色列政府机构、国防部门以及军方。

以色列财政部宣布该合同时，明确表示范围涵盖“政府、国防机构及其他部门”。

这个合同的核心，是在以色列境内部署谷歌云的安全实例，让以色列政府能够进行大规模数据分析、AI训练，以及各种高算力计算。据The Intercept的调查报道，谷歌为以色列方面专门调整了服务条款，具体内容至今未完全公开。

换句话说：谷歌卖给以色列的，不只是算力，是一套条款有别于普通客户的AI基础设施。

02. 这不是头一回

斯坦福的退场，是这个议题的最新一个章节，但绝不是先锋。

2024年4月，谷歌内部员工在纽约、加州Sunnyvale的办公室里组织抗议，要求公司退出Project Nimbus。

谷歌的回应是：谷歌官方承认解雇了28名参与抗议的员工，抗议组织No Tech for Apartheid则称实际解雇总人数接近50人。

其中包括软件工程师，包括云计算团队成员。被解雇的员工随后被警察带走。他们坐在公司大堂，因非法滞留被强行驱逐。字母表工人工会（Alphabet Workers Union）发表声明谴责。谷歌方面的内部备忘录措辞强硬，警告这类行为“不可容忍”。

公司赢了那场仗。

但问题没有消失。两年后，它出现在了斯坦福体育场。

03. 皮查伊讲了什么，又没讲什么

这里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

谷歌的CEO，全球最大AI公司之一的掌门人，在斯坦福的毕业典礼演讲里，一句话没有提AI。

不是他没有准备。他事先就知道这个话题会有麻烦。在播客采访中，他说过毕业生们“将是推动AI进步、同时应对其影响的重要力量。”

但在讲台上，他选择了绕开。

他甚至用自我解嘲来消解尴尬，开玩笑说：“大家以为这对我来说很难，毕竟AI就是我姓氏的最后两个字母。”随后他讲了三条“人生建议”：选择乐观、挑战难事、做让你兴奋的事情。他说这些建议是“技术术无关的（technology agnostic）”。

一个AI时代的标志性人物，在AI最顶尖大学之一的毕业典礼上，用了“技术无关”来描述自己的人生哲学。

这不是谦虚。这是一种精心计算的回避。

04. 时代的一面镜子

2026年的春天，美国各大名校毕业典礼，科技高管们集体遭遇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寒流”。

Business Insider的报道说，科技CEO们如今在毕业典礼上需要一套专门的“应对嘘声策略（boo strategy）”。

想想这句话。

十年前，谷歌、Meta的CEO出现在顶尖大学的毕业典礼，是一种荣耀加冕。学生们蜂拥而至，排队合影。

十年后，他们需要提前设计如何应对学生的喝倒彩。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发生的事情很多。但核心的那一条，是一个时代性的吊诡正在浮现：

技术公司的价值观，与学府培养出的顶尖人才的价值观，正在出现系统性错位。

斯坦福的学生们，很多人将来就是谷歌、亚马逊、OpenAI的工程师。他们学的是计算机科学、AI系统、数据工程。他们不是对技术无知的局外人。

正因为懂，他们才更清楚Project Nimbus意味着什么。

当你亲手写的代码，最终可能被用于战场上的目标识别和数据分析，你怎么看待你的工作？

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答案。但它正在越来越多地被提出。

05. 谷歌的两难

从商业逻辑看，谷歌的立场其实有其一贯性。

公司官方声明说：Nimbus合同针对的是以色列政府的财政、医疗、交通、教育等民事部门，所有客户都必须遵守谷歌的服务条款和可接受使用政策。

这个说法，法律上站得住。

问题是，军事合同和民事合同之间，在一套共享的云基础设施上，边界到底在哪里？

据The Intercept 2025年出公布的一项调查，谷歌为以色列方面签署了有别于标准版本的调整版服务条款，而这套调整的细节至今未向公众披露。No Tech for Apartheid的组织者认为，这意味着正常的合规审查机制在这份合同上并未被统一适用。

一个条款不透明的AI基础设施，在一场持续的武装冲突中部署，这是科技伦理领域的一个前沿困境，也是目前监管体系根本还没有覆盖到的空白地带。

谷歌既没有公开的战争用途审查机制，也没有说清楚“可接受使用”在军事场景下意味着什么。

它只是，把这个问题留给了市场和时间。

06. 皮查伊的斯坦福，与斯坦福的皮查伊

还有一层值得关注的叙事维度。

皮查伊1995年拿到了斯坦福材料科学与工程的硕士学位。 这是他第一次回母校发表毕业典礼演讲。

他本来是“衣锦还乡”。

斯坦福塑造了他，他也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斯坦福所推崇的那套价值体系：技术精英、全球化视野、用创新改变世界。

但那些走出体育场的学生，也是斯坦福价值体系的产物，即批判性思维、公民责任、对权力结构的质疑。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生对抗企业”的故事。

这是同一所学校，在两代人身上，培育出了两种互相冲突的精英道德观。

一边是：技术是中性的，商业是现实的，你的使命是把东西做出来，世界会因此变好。

另一边是：技术从来不中性，商业决策有道德后果，你选择服务谁，就是选择站在哪一边。

这两套逻辑，都有内在的严肃性。它们之间的张力，不会因为一场退场而消解，也不会因为一场演讲而被说服。

皮查伊讲完了他的演讲。走出去的学生，也毕业了。

Project Nimbus依然在运行。

谷歌的股价没有受到影响。

但有一件事已经在悄悄改变：AI行业最渴望的那批人才，正在把道德立场写进他们的职业选择里。

当然不是所有人，甚至不是多数人。

但这个比例，正在上升。

对于一个每年需要从顶尖大学招募数千名工程师的公司来说，这个信号，比任何一场退场都值得认真对待。

皮查伊在斯坦福说：选择让你兴奋的事情去做。

只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还会附加一个条件：

这件事，还要让我不感到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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