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亮，一个普通登山客，他距离珠峰顶最近的时刻，是在行程第一天。

2026年4月10号，他乘坐从成都飞往尼泊尔的早班机，加100块钱选了右边靠窗的座位。“飞机在云层上，只要是白天，底下不管刮风下雨，选对了方向就能看到珠峰。”

大多数人见到珠峰的第一眼都是在飞机上。1996年，美国记者克拉考尔在飞往尼泊尔途中，把脸贴近冰冷的舷窗，看到飞机经过珠峰顶后被割成两道的航迹云——他突然意识到，这架飞机此刻的飞行高度，和那座他即将要攀登的山一样高，“登顶珠峰近乎异想天开，我开始手心冒汗”。

《进入空气稀薄地带》讲述了一场著名的山难。这本书出版之后，商业攀登珠峰的人不减反增——2026年春季，尼泊尔政府下发了492张珠峰南坡的登山许可证，中国人有109张。

大多数人像周亮一样，向登山公司交钱后从南坡往上攀登珠峰。这在尼泊尔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运营模式：缴纳30万元人民币起步的费用后，你只要登过一座6000米以上的山、获得许可证，就满足了登珠峰的门槛，余下的事就交给一个成熟的商业队伍。

珠峰似乎从未如此触手可及。活跃在大众视野的珠峰叙事常常有两种，登顶成功和不幸遇难。但实际上，商业攀登珠峰的成功率并没有那么高，中途下撤的人也不在少数。那些在视野之外的、悄然下撤的人，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要登珠峰，又为什么会下撤？

2026年，周亮和博奕都参与攀登了珠峰。他们一个不顾领队的劝说主动选择下撤、一个被向导劝退下撤后二进宫。他们都经历了什么？

撰文｜朱恺

编辑｜赵景宜

设计｜周末

图片来源｜受访人提供

本文为《户外探险》原创内容

从孟加拉湾出发后，浪漫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

接下来的几天里，印度公路的现实不断贴近他的身体。卡车贴着身旁呼啸而过，牛和狗会毫无预警地窜上路面，坑洼破碎的路况逼着他时刻保持警觉。可在同一条路上，也有人特意停下车，问他要不要喝水。

周亮是在45岁开始登山的。那一年体检，医生指着报告里的“25-羟基维生素D”说他缺钙，再不运动就要开始骨质疏松了，让他赶紧当个事办。

2011年，任职注册规划师的周亮

周亮是全国第一批注册规划师，他笑说自己吃到了改革开放的红利，在体制内“旱涝保收”，每天就坐在公司面对电脑和图纸，和同事讨论出入口、停车场和容积率。他年轻时也喜欢户外，还考过导游证，后来因为带孩子而逐渐变宅。朋友见状撺掇他去攀登雪山，高海拔是个天然的门槛，人少、自然风光也好，“那就去爬雪山吧”。

体制内老是请长假去登山，并不是很方便。为了更多的自由度，周亮最终选择辞职下海，花9年的时间循序渐进，从户外小白拿到了国家一级登山运动员证。

2025年，珠峰似乎水到渠成地来到面前，他开始搜索商业攀登珠峰的攻略——除了钱、时间和体力，更重要的是如何选择登山公司。因为英文好，他自己研究境内外的一手资料，最终在多方比较下，于11月中旬选择了一支中尼合资的新公司，报名费30万左右，不包括装备采购和往返机票。

2026年4月10号，周亮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四月是登山和徒步的旺季，珠峰的攀登窗口期也在这两个月，中国面孔在机场大量涌现。“在行李提取处，你可以快速区分两种人：1x23公斤的行李是来徒步的，2x23公斤的行李是来登山的，因为多出了高山靴、冰爪和连体羽绒服等登山装备。”

在加德满都，周亮第一次和登山团队汇合。他所在的队伍有13个客户，配备了约20位工作人员，除了一对一的专属夏尔巴向导，还有厨师、杂工，以及修路、氧气供给、气象监测、医疗救援等配套服务。

整个商业攀登珠峰的流程大概需要50天。大家先在加德满都集合，再开始为期大约10天的EBC徒步——从坐拥“世界上最危险飞机场”的卢克拉出发，缓缓徒步到珠峰南坡大本营，这个过程会攀升3500米，让身体逐渐适应高海拔。

卢卡拉起点

从南池开始，他越往前走，就越远离世俗的世界。热闹的小镇变成简易的木屋，木屋又变成无人区，人群在广阔的山谷里像一列蚂蚁缓缓向前。途中他们经过一个纪念碑林，那里竖着所有葬身珠峰的人的名字，按照国籍划分，周亮找到中国人的那一区，停下来拜了一拜。

4月19号，队伍来到海拔5364米的珠峰南坡大本营。连续两天在无人区跋涉之后，转过一个下坡的垭口，周亮眼前突然出现绵延一公里的白色球形帐篷。各国旗帜在风里摇曳，一边是昆布冰川，一边是普莫里峰，宛如一个临时搭建的地球村。

周亮有点震撼：人类是怎么在一夜之间把这么多东西运到这里，还要生活两个月的？

抵达的第一天，周亮参加了一场3小时的煨桑祈福仪式，用以祈求山神的接纳和庇护。所有人围成一圈，将冰爪、靴子、头盔等攀登装备摆在中间，随后由喇嘛念经、点燃松木。周亮队里的厨师恰好有喇嘛资质，炒完菜后就换上袈裟出来念经，之后的事情就交给天意了。

周亮的夏尔巴向导——31岁，四次登顶珠峰，英语不错。刚见面，54岁的周亮坦白自己的弱点：“第一是我年纪大、走得较慢，但体能还可以，一定能在关门时间前到，我只是慢，并非无能；第二是我年纪大、关节较硬，有时需要你帮我穿脱安全带、冰爪，不是不尊重你，我一定会在小费上照顾好你。”

周亮和夏尔巴向导Pembag halgen

向导听完也就明白了，此后两人配合顺畅，形成了不疾不徐的前进默契。第一次拉练，团队选择攀登邻近的海拔6119米的罗布切峰，周亮和向导美滋滋地回来了。一切都很顺利，只有一个队员因为痔疮出血控制不住，坐直升机先撤了。

而第二次拉练并不容易。从大本营到C1营地，必须穿越被称为“恐怖冰川”的昆布冰川。昆布冰川是移动性冰川，冰块常年移动、裂缝密布、冰塔高耸，每年都会由被称为“冰川医生”的夏尔巴修路队提前进山，在冰塔和裂缝间搭好绳索和铝梯，为登山者修出一条路。但今年的情况格外棘手，一块长55米、宽37米、高28米的巨大不稳定冰塔横在必经之路上，直到4月28日才打通，比往年晚了整整19天。

路一修好，本队的夏尔巴就要赶在登山者之前，先一步把桌椅、高压锅、煤气灶运上C1和C2营地。到了半夜，周亮往帐篷外面一看，黑不见顶的山上出现一条蜿蜒的白色灯带，那是夏尔巴人正在往上运输物资，为第二天的拉练做准备。

走这段路前不久，他还目睹前方两百米发生的冰崩，两个夏尔巴人和一个印度客人被埋。直升机绕了三圈才降落，他看到救援人员用防潮垫将抽搐的伤者捆住运走，所幸后来听说没有生命危险。

到了C1营地，大家住进了人无法直立站起的帐篷。晚上7点狂风大作，周亮沉沉睡去，他第一次梦到了爸爸——他的父亲在2000年因肝癌去世，病重的最后几天，周亮从上海赶回福建，守在医院陪着父亲。那时父亲神志已经不清楚了，却还认得儿子，握着他的手一遍一遍说：“你不要走了，你不要走了。”

那个夜里，周亮握着父亲的手，直到他停止呼吸。

在C1的帐篷里，周亮梦见了这个场景，父亲握住他的手，说着同样的话。周亮是个无神论者，第二天继续前行，从C1到C2的路上遭遇了8级大风，浮雪被风卷起，打在他只有一层布制面罩包裹的脸上，“像子弹，也像和砂纸一样磨脸”，周亮脑海里一直响起杜德伟的《拯救地球》：地球努力转动，空气变得稀薄，总觉得有股压迫紧紧贴在我胸口。

周亮在C2营地

第二天晚上住在C2营地。周亮又梦到了一模一样的场景，爸爸叫他不要再往前走了。他觉得这也许是某种心理暗示。第二天，队伍从C2营地继续上行，抵达6800米的无氧最高点，随后折返，如无意外，这就是冲顶前的最后一次拉练训练。

但周亮望向洛子壁时，这块冷峻垂直的岩石峭壁，让他产生一种压迫感，紧紧贴在胸口。算了，还是听爸爸的话，他脑子里涌出了这个念头，告诉队长：我不能再往上走了。

周亮就这样头也不回地在C2阶段下撤了。回到大本营，等待直升机回加德满都。另一边，博奕正从C2，一路接着往上走。

要说做梦，博奕也梦到过自己爬山——梦里的他选择向上攀登。这一次，他是来证明自己的：2025年的他来过一次，但在C3营地被夏尔巴向导劝退了。

博奕是一名高山摄影师。他从2013年开始玩户外，阿式和喜式攀登都有所涉猎，也有过无氧攀登的经验。2017年，他的一个朋友登顶了珠峰。博奕在朋友圈写，此生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一天。2023年，朋友跟他说，我如果是你的话，我就去挑战世界最高峰，毕竟是个梦想。

2025年，他先去参加了EBC徒步，站在珠峰脚下往上望，觉得是时候了，“身边很多人第一次挑战8000米就是珠峰，我觉得自己的经验丰富，应该没问题。”

在加德满都，博奕清空了内存卡，检查设备。他的行李重量是其他人的两倍：两台相机、两台无人机、电脑、电池，一台360相机，一台GoPro，将近60斤——负重让他的行进速度变慢，耗氧量也随之增加，尽管C3戴着氧气面罩，他却觉得像是被人捂住了嘴，每走一步都要喘气。

博奕说，这是 龙龟帽， 户外辨识度。这就像艺术家 达利的胡子。

一拉二拉还算顺利。最后准备冲顶的日子，博奕早上9点醒来，他睡过头了。队员们已经在凌晨4点全部出发了。他眉头一皱，发觉事情并不简单。接近正午，在C3营地往上约200米的地方，夏尔巴向导停下了脚步，反复说，“你走得太慢了，时间不够，你走不到的，要下撤。”

博奕的下撤不是自愿的。他让人帮忙把旗子带到顶上，自己无奈下撤。等第二天撤到昆布冰川附近，是早上9点半左右，对讲机传来队友全部登顶的消息，他很失落，还在懊恼自己为什么带了这么多装备。

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由于昆布冰川下降，博奕没有仔细检查保护点，他猛然下坠十多米，重重地落在冰川上。博奕心想完蛋了。他当下就摔失禁了，昏过去十几分钟，醒来后整个人麻在原地，一动也动不了，四周空无一人。

他不确定自己是否骨折了，因为人在肾上腺素飙升的时候是感受不到疼痛的，只能用对讲机虚弱地求救。夏尔巴向导折返发现了他，马上找人一起帮忙搀扶，最终回到了大本营。

博奕回去之后消沉了一个月。人没有骨折，腰椎没有大碍，但他忍不住反复观看登山过程中的视频，始终过不去那道坎。很多人问他为什么会下撤，问他为什么不多住一晚，问他有没有采取变通的策略。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我解释不出来。”

一方面，报名的几十万对他来说不是小数目，这笔钱在自己的年度开销里占了大头。其中两成的钱来自品牌赞助，但登顶失败后，博奕感觉品牌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他感到自己的能力和尊严受到了否认，“出发前已经半场开香槟，最后觉得脸丢到姥姥家去了”。

“那后来有没有复盘是怎么回事？”我问。

“怎么复盘？这个事情扯都没法扯，我之前没有签署任何合同，所有东西都是口头的。”博奕的答案更令人大吃一惊。因为经验丰富，他预估自己的体能没有问题，把大部分精力花在了拍摄和记录上，但对于商业团队的服务内容，攀登途中的保障机制，完全没有做功课。律师朋友后来告诉他，如果他下撤的时候出了事，家人没有任何合同可以追责，保险也是难上加难。

博奕当初选择团队的方式很简单：听人介绍，觉得对方人挺好的，也热心帮自己拉赞助，值得信赖。博奕的现象不是个例——近年来做商业攀登珠峰的登山公司层出不穷，服务质量参差、法规监管不完善、正式合同缺失的情况不罕见，异国登山的维权指数也直线上升，海拔8000米之上发生了什么，往往演变成登山者和公司的罗生门。

博奕是一名高山摄影师

朋友后来提醒他，你有没有随身携带血氧仪？背的东西这么重，耗氧量会增加，有没有想过氧气会不够、供给有问题？博奕开始认真思考这些问题，开始学习怎么自主调节氧气面罩。

登顶失败后，他决定去尼泊尔攀登8163米的马拉斯鲁峰，研究后找了一家本地夏尔巴公司，也签了合同。博奕发现体验完全不同：向导全程陪伴左右、帮忙背东西，提前探路，这一次，他顺利登上了峰顶。

今年，博奕再次来到珠峰，他想证明去年的失败真的不是自己的问题。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还在想登顶后要说些什么；但这一次，他已经没有心思去享受风景，一直在看表，在意时间，每一步都咬着牙在走，每一步都让他想起去年。

5月21号凌晨4点，天边刚亮，泛出朝霞。博奕登上了希拉里台阶，依稀看到珠穆朗玛峰顶的山脊线，夏尔巴向导转过头来说，“don’t worry,we’ll make it。”他没绷住，哭了出来，“我觉得去年对自己的侮辱，终于可以还回来了”。博奕在山顶待了半小时，随后下撤，并在第二天完成了珠洛连登。

大堵车©️博奕

在前一天，有274人同时登顶珠峰，也创造了单日登顶人数的历史新高。博奕下山早，他很快看到希拉里台阶已经排起长龙，在这条海拔8000米以上的死亡地带，几百人挤在这条最窄不足一米的山脊上，一动不动地等待着。不久前，博奕遇到下撤后体力不支、倒在原地的登山者，他只能帮忙打电话求救、标注位置信息，“海拔8000米以上没有道德”。

回去后，博奕终于过了这一道坎，朋友说他是“一生要强的中国男人”。博奕说自己对山其实是有敬畏，以前也有过主动选择下撤的经历，这次是真想不明白，为什么就不行。“但朋友也说，如果没有去年的经历，我可能会觉得登珠峰很简单，没有详细了解，以后指不定还会栽一个更大的坑。”

周亮：放弃登顶后，孤身从大本营准备飞离

另一边的周亮回到家，倒是没有太大的落差。他只跟家里人说自己去参加EBC徒步，运气好申请到了特别许可，让他到了珠峰的C2营地看看。下山的路上，他的脑海里一直响起马勒第四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感到有点虚无，人类有点渺小。

周亮说，自己是搞城市规划的，早已习惯丈量人与自然的边界。人类的伟大，不是征服自然，而是在巨大的自然里找到一个适合生活的据点，再顺着地形、水流和气候，把它改造成可以停留的地方。

“我们只是顺势而为。所以这次没有登顶，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前面都白干了，但我觉得自己完成了2/3，我享受这2/3的快乐。”

爬完这一趟，他也有自己的打算。明年55周岁，周亮准备收收心，换些舒缓点的运动。也是时候了，之前有一次爬完山回来晒伤脸，皮肤科的医生直摇头：老同志怎么搞的，这把年纪还不太平，开点复方维生素e回去涂吧。

2026年了，为什么还有人爬珠峰？

CONTACT

RECRUIT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