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被公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命题，但主流阐释多将其落脚于“和谐”“境界”或“生态”。本文尝试提出一种不同的读法：将“天人合一”理解为一种以“生”为本体的动态生成过程，而非静态的结构性合一。从这一思想的演变脉络入手，辨析“合”与“生”两种阐释路径的差异，进而论证“生生”作为天人合一之内在动力的哲学意涵，并重新审视当代“生态解读”的合理边界。本文认为，唯有将“天人合一”置于“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框架中，才能避开将这一古老智慧简单工具化的窠臼，释放其真正的理论潜能。

王敏善

一、引言：一个被说“滥”了的命题如何再说

“天人合一”大概是中国人最耳熟能详的哲学命题之一。钱穆晚年断言，这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化最大的贡献”；金岳霖将其视为中国哲学的显著特征，认为它意味着“主体融入客体，或者客体融入主体，坚持根本同一”。在各种学术讨论乃至日常话语中，“天人合一”几乎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的代名词，被不加反思地征用为生态智慧的古典背书。

然而，越是如此，我们越需要警惕一种危险：当一个命题可以被用于解释一切时，它往往已经丧失了解释任何具体问题的能力。对“天人合一”的当代讨论，很大程度上陷入了两种看似相反实则同构的困境——要么将其拔高为一种高不可攀的神秘境界，使它在理论上不可言说、在实践上不可操作；要么将其矮化为一句“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的朴素格言，用现代生态学的框架去裁剪古人的思想，本质上不过是用当代问题强行“绑架”了古典资源。

本文试图在两条道路之间寻找另一种可能性。这种尝试并非标新立异，而是回到“天人合一”思想得以发生的那个更根本的追问：天和人之间，究竟靠什么“合一”？答案或许不是“关系”，不是“境界”，而是一个更朴素的字——生。

二、“合”的困境：从董仲舒到当代解读

“天人合一”一词虽正式出现较晚，但其思想脉络可追溯至先秦。历代阐释中，有几种典型模式值得注意。

第一，感应式的合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将天与人从结构上对应起来——“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由此推出“天人一也”。这种以“相似性”为基础的合一模式，带有浓厚的汉代宇宙论色彩，也最容易招致“神秘主义”的批评。但其深层逻辑值得注意：董仲舒不是简单地说“天与人相似”，而是试图从“类”的角度论证天与人本属同一秩序。问题在于，这种同一性被他落实在了“节数”“骨肉”等外在形相上，使得“合一”成了一种结构性的静态类比，失去了内在的生命力。

第二，境界式的合一。宋明理学对“天人合一”的阐发更为精微。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程颢讲“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这一路径将“合一”从外在结构转向内在心性，强调通过道德修养达致“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精神境界。相较董仲舒，这无疑是巨大的推进。但这一路径也暗含问题：它往往将“合一”视为圣人才能达到的终极境界，对普通人而言，这更像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而且，当“合一”被理解为一种主观体验或精神状态时，“天”的本体地位反而被弱化了——似乎只要我心胸足够开阔，便“与天地同流”，天本身如何，反倒不那么重要了。

第三，生态式的合一。这是当代最流行的阐释路径，将“天人合一”解读为中国古代的生态哲学或环境保护思想。这种解读确有文献依据——儒家讲“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道家讲“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都包含对自然取之有度的朴素智慧。但将此等同于“生态哲学”，至少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古人“以时禁发”的出发点并非“保护自然”，而是“遂其性”——让万物完成生命周期，本质上仍是从“生生”着眼，而非从“生态平衡”着眼。其二，正如有学者指出，“天人合一并没有减缓中华生态环境的恶化”——并非古人虚伪，而是这一思想原本就不是为了“解决环境问题”而提出的。以现代生态学的框架去“拯救”天人合一，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反向格义”，用我们今天的焦虑去裁剪古人的智慧。

以上三种阐释路径，尽管取向各异，却共享一个前提：它们都将“合一”理解为一种状态——无论是结构对应的状态、精神境界的状态，还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状态。当我们把“天人合一”当作一种状态来理解时，追问的便只能是“什么是合一的状态”，而非“合一何以可能”。如果“合一”不是状态，而是一个过程呢？

三、“生”的视角：另一种读法

回到张载的那句话：“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这里的关键不是“体”和“性”与天地对应，而是那个贯穿天人的“帅”——使天地万物成为其自身的那股力量，同时也构成了人的本性。这股力量，张载称之为“性”，而更古老的经典称之为“生”。

《周易·系辞》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生”不是一次性的创造，而是永不停息的生成过程。天之大德在于“生”万物，人之为人的使命则在于“赞天地之化育”——帮助天地完成这一“生”的过程。在这个框架下，“天人合一”就不是人“回归”自然，也不是人心“体认”天道，而是人与天共同参与同一个“生生”的过程。

这种“生”的视角，至少带来三重理论效应。

第一，“合一”从静态关系转化为动态过程。如果天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合一”这个动词所描述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的内容是什么？古人给出的回答是“生生”。天“生”万物，人“参赞化育”，二者在同一件事上分工配合。所谓“合一”，不是人停止作为以“合”于天，而是人的作为与天的运行在“生”这个层面上达成一致。用朱熹的话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人与天地“同心”，这个“心”就是“生”。

第二，“天人合一”不再仅仅是圣人的专利。如果把“合一”理解为一种境界，那确实只有少数人能达到。但若将“合一”理解为参与“生生”的过程，那么每个人都在以不同方式参与天地之“生”——庄稼人耕作是“赞化育”，工匠制作器物是“参造化”，乃至读书、治病、治国，无一不是在帮助万物“遂其性”。《中庸》说“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普通人虽不能“尽”物之性，但在各自分位上促进万物完成生命过程，这本身就是“合”的实践。换言之，“天人合一”不是要人成为圣人，而是提醒人：你在做的每一件事，都在参与天地的“生”。

第三，为当代“生态解读”提供了更坚实的依据。如果“天人合一”的核心是“生”，那么当代生态保护意识的资源就不必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个抽象口号中寻找，而可以从“万物皆应遂其性”这一具体原则中挖掘。儒家要求“树木以时伐”“禽兽以时杀”，不是因为“砍树破坏生态”，而是因为树木有自己的生命节律，应该让它完成生长周期再取用。这种“遂性”的逻辑，与深层生态学主张的“让所有存在物实现其本性”有惊人的相通之处，但它不是从外部引进的伦理原则，而是内在于“生生”这一宇宙论框架的。

四、余论：走出“用”的焦虑

当代关于“天人合一”的讨论，背后有一个深层的焦虑：这笔文化遗产究竟“有什么用”？于是我们看到，有人论证它能解决生态危机，有人论证它能提供精神抚慰，有人论证它能启发科学思维——每一种论证都在试图证明“天人合一”在当代语境中的“有用性”。

这种“用”的焦虑可以理解，但值得反思。一种哲学思想的价值，不必也不应完全由其“功能”来定义。“天人合一”的价值或许不在于它能为当代问题提供现成答案，而在于它提出了一个不同的问题方式。当西方哲学追问“人如何认识自然”“人如何征服自然”时，中国哲学追问的是“人如何参与天地的生成”。这两个问题框架之间的差异，才是“天人合一”真正值得珍视的思想遗产。

将“天人合一”从“合”的状态解读为“生”的过程，并非否定既有研究的价值，而是希望提供一个更贴近古人问题意识、也更具理论开放性的视角。在这个视角下，天不是外在于人的自然客体，人也不是外在于天的认知主体；天与人的“合一”，就发生在每一天、每一代人共同“遂万物之性”的实践中。这个“生”的过程从未停止，“天人合一”便永非完成的状态——它是一个永远在生成中的事件。

（图文/王敏善，主流媒体专栏作家、文化学者，深耕书画艺术与人文研究）

参考资料

1. 季羡林：《“天人合一”新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2. 金岳霖：《Chinese Philosophy》

3. 乔清举：《儒家生态哲学的基本原则与理论维度》，《哲学研究》

4. 张载：《正蒙·乾称篇》

5. 朱熹：《仁说》

6. 沈顺福：《论“天人合一”说之谬》，《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

7. 《“天人合一”生态与非生态之争：一种文化哲学的审视》，相关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