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张德民法官做出的（2020）鲁1092刑初307号刑事判决中，重点核心授引了“出入境管理机关规定”：

当事人陈东，对此提出复议申请，请公开这个刑事判决中的“出入境管理机关规定”：2024年10月，向威海市公安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市公安局66号政府作息公开答复书回复：得到的答复却是：经检索，该信息不存在。

从一审到再审，"规定"变成了"概括总结"

陈东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令人错愕的是，三级法院的行政裁判全部给出了一个与刑事判决截然相反的认定：

• 一审（高区法院）：该内容系"案件承办人员结合相关规定及《办案说明》作出的概括总结性陈述，不属于具体政策、规定"。
• 二审（威海中院）：维持原判，认为陈东要求公开的是"刑事裁判文书中的相关论证"，超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调整范围。
• 再审（山东省高院，2026年7月）：驳回再审申请，同样认定该表述概括总结性陈述，不属于具体政策、规定。

司法 矛盾就此产生：如果这句话只是法官的"概括总结性陈述"，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法释〔2009〕14号）第1条、第6条要求：引用规范必须准确完整写明名称、条款序号；其他规范性文件作说理依据须经审查认定合法有效。

张德民所用“根据出入境机关规定”是标准引据句式，但全句无名、无号、无条、无发布机关、无文号，不符合任何一类合法引用格式，属典型“虚构裁判依据”。

刑事判决凭什么要求被告人"应当知晓"一个张德民法官本人主观总结的陈述？

如果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规定"，为什么行政机关答复"信息不存在"，法院又认定它不是政府信息？不是政府信息，是法律规定吗？

显然：张德民的该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四十六条关于法官不得“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出裁判”之规定，属于枉法裁判！

在申请检察监督的过程中，陈东要求：不仅要求纠正错判，更要求移送法官违法线索

面对这一刑行交叉的荒诞局面，近日向威海市人民检察院提交行政检察监督申请。除了要求对错误行政裁判提出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外，申请书中还提出了一项极为罕见的请求：

将（2020）鲁1092刑初307号刑事案件承办法官张德民涉嫌违法审判的线索，移送刑事检察部门审查。

监督申请书指出：

"既然行政案件已查明被申请人未制作、保存含有该表述的规定，则刑事判决中'根据出入境管理机关的规定'之引据，在行政系统中即为零载体。张德民法官在刑事判决中以'根据出入境管理机关的规定'句式载入无源表述，并作为认定申请人构成犯罪的核心说理依据，涉嫌违反《法官法》第四十六条关于法官不得'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出裁判'之规定。"

申请人依据《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第十九条第三项，明确要求检察机关将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线索移送审查，是否涉及《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枉法裁判罪。

这起案件暴露出一个尖锐的法律问题：当一份刑事判决书声称"根据某规定"定罪时，该规定在行政管理体系中竟然查无此物——这究竟是行政机关在撒谎，还是刑事法官在虚构？

• 如果该"规定"确实存在，威海市公安局的"信息不存在"答复就是违法的，法院应当判令其公开；
• 如果该"规定"确实不存在，那么刑事判决书中"根据出入境管理机关的规定"就是无源之水，以此作为定罪依据的裁判文书就涉嫌枉法。

行政法院选择了第三条路：既不承认规定存在，又不追究刑事判决引据失实的责任，而是用"概括总结性陈述"这一概念为无源引据背书。这种处理方式，既架空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公开为常态"的立法宗旨，也回避了对刑事审判合法性的监督。

有法律人士指出，此案中张德民法官在判决书中援引一项在行政系统中根本不存在的"规定"作为定罪核心依据，在中国法治史上绝无仅有。

通常情况下，刑事裁判文书援引"根据XX规定"时，该规定应当是客观存在、有据可查的规范性文件。即便存在理解争议，也极少出现"规定"本身在行政机关档案中“不存在”的情况。而本案中，行政机关在信息公开程序中明确否认制作、保存过该规定，多级行政法院亦认定该表述“属于法官自行总结概括”，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自己编造的！刑事判决书中那句"根据出入境管理机关的规定"，成了一句在行政体系中找不到任何载体的"幽灵引据"。

法律人士表示，如果刑事判决可以凭空引用一项不存在的"规定"来定罪量刑，那么任何公民都可能因一项"查无此物"的规则而身陷囹圄，这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根本背离，也是对司法公信力的致命伤害。

目前，威海市人民检察院尚未对该监督申请作出正式回应。但无论结果如何，这起案件都提出了一个值得所有法律人深思的问题：

当刑事判决的"规定"在行政系统中“不存在时”，谁来为那个被"概括总结"的刑事定罪负责？

检察机关是否会对法官违法线索启动调查，我们将持续关注，请全国网民关注，共同推动司法公平公正！

钟意作者

阅读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