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乡，合租，外卖。四个词，本该是一个关于奋斗的故事。可当门关上之后，谁也不知道屋里正在长出什么……

阮江

她们都来自同一个地方——湖南益阳沅江市黄茅洲镇。

沅江在洞庭湖的边缘，是水乡，河道纵横，稻田连片。镇上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留下的老人守着老房子，等着过年。年轻人去了哪里？去了长沙。长沙不远，高铁一个多小时，大巴三四个小时。近得可以经常回家，远得可以离开小镇的引力。

戴小娟，2002年8月出生。温暖，刘丽红，黄某，都是她的同乡。黄某最小，2004年出生，案发时还没满十八岁。

四个女孩，在2020年11月走到了一起。她们在长沙租了一间房子，合租在某小区。日常靠打零工、送外卖为业。外卖是门槛最低的活儿——一辆电动车，一部手机，一个平台账号，就能跑起来。不需要学历，不需要技能，不需要关系。适合刚从镇上出来的年轻女孩。

刚住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对。

四个同乡，四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灶台。晚上收工回来，谁带了饭就一起吃，谁的电动车没电了就借另一辆。黄某最小，大家让着她。温暖话多，爱说笑。刘丽红安静，闷头干活。戴小娟——她不是最年长的，但她说话最算数。她嗓门大，主意多，遇到事情别人犹豫，她已经拍了板。

这种人在任何群体里都会自然地浮到上面。不是因为她多优秀，是因为她敢。别人还在想的时候，她已经说了。别人不好意思开口的事，她好意思。这种"敢"在最初是优点——谁去跟房东砍价？戴小娟去。谁去跟平台客服理论罚款？戴小娟去。

但她不是大姐大。大姐大是保护你的人。她只是老大。老大是让你听她话的人。这中间的区别，一开始谁也没分清。

赌博

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概没有人能说清。也许是某个晚上，四个人无聊，戴小娟拿着拍说，玩两把？赌注不大——对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来说，几十块上百块，玩玩，热闹。

但赌这件事的特点是：它有输赢。有了输赢，就有了债。有了债，就有了关系的不对等。

戴小娟赢，温暖输了，黄某也输了，具体输了多少，报道里没有细说，只说"巨额赌债"。对一个送外卖月入三四千的女孩来说，几千块就是巨债了。戴小娟让温暖和黄某写了欠条。白纸黑字，按手印。

这一步非常关键。在写欠条之前，她们是室友，是同乡，是平等的人。写了欠条之后，她们变成了债务人和债权人。关系就变了。不是姐妹了，是上下。

然后戴小娟要求：打工的收入用来还债。黄某把家人给的现金也全部交了出去。四个人的收入，由戴小娟统一保管和支配。到这一步，出租屋里的权力结构已经定型了。戴小娟在顶上，其他三个人在下头。她们的吃穿用度都要经过她的手。她给多少，她们花多少。她说不，就不行。

这个过程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它是一点一点推进的。先是赌博——“玩两把嘛，又不要紧”。然后是输钱——“输了就输了，下次再来”。然后是欠债——“你欠我的，得还”。然后是欠条——“白纸黑字写清楚”。然后是收入上交——“你欠我的钱，你挣了钱先还我”。然后是全部上交——“钱都放我这儿，我统一管”。

到这一步，温暖和刘丽红大概还有一丝庆幸：还好，欠债的不是我。她们站在戴小娟这边，不是因为没有受害，是因为她们害怕成为下一个黄某。她们选择了安全的那一边——跟强者站在一起，至少不会被强者打。

这就是群体暴力的起点。不是所有人都天生残忍。大多数人是先旁观，然后参与。第一次是犹豫的——手抬起来，又放下。第二次是试探的——打了，但力气不大。第三次就自然了——打了就是打了，没有感觉了。

从犹豫到自然，也许只需要几天。

暴力

2022年1月下旬。黄某又出错了。送外卖，找错了地址。送错了餐。被顾客投诉。平台罚款。这些事在外卖行业里太常见了。新人送错地址是家常便饭，被投诉被罚款是基本操作。任何一个跑了半年外卖的人都经历过。正常情况下，投诉了就道歉，罚款了就认了，下回注意就是了。

但在这个出租屋里，没有"正常情况"。因为黄某的每一次出错，在戴小娟眼里，黄某的错不是"犯了个小错"，而是"她拖累了我们所有人"。而且，黄某欠着戴小娟的钱。欠债的人犯错，在债权人眼里性质是不一样的。你不是犯了错，你是"我的钱都被你糟蹋了"。

愤怒开始累积。老大愤怒了，小妹不能还嘴。黄某大概是道了歉的——她性格软，她一定是道了歉的。但道歉在那种语境里没有用。因为你道歉的对象不是平等的室友，是控制你全部收入的人。你道歉，在她看来不是认错，是软弱。

软弱在权力面前不是美德，是信号。是"可以继续"的信号。黄某遭到了戴小娟的打骂，先是骂。骂得很难听。然后是推搡。然后是打。

第一巴掌扇下去的时候，黄某大概愣了。她没有想到会挨打。她们是同乡，是室友，是一起来打工的姐妹。姐妹之间怎么能动手？但她没有还手。

这一下没有还手，就是所有后续悲剧的起点。

暴力是有惯性的。打了一次，打了第二次，第三次就不需要理由了。而且每一次的门槛都在降低——到后来，打黄某变成了一件日常的事，像喝水吃饭一样自然。

但光是打，不够。戴小娟需要的不是让黄某疼，她需要的是让黄某怕。怕到不敢跑，怕不敢反抗，怕到彻底服从。打能制造痛，但痛会过去。她需要一种更持久的、更深刻的痛。

第一次烧开水的时候，戴小娟心里在想什么？也许她自己也不知道。也许她只是想换一种惩罚的方式——让她疼一下，长长记性。

水烧开了。冒泡。蒸汽顶着壶盖响。她端起壶。走到黄某面前。黄某蜷在墙角，往后缩。然后水浇下来了。从头顶。滚烫的水从头发上流下来，流过脸，流过脖子，流过前胸后背。皮肤在接触沸水的瞬间变红，起泡，破裂。

那个叫声——温暖和刘丽红至今都记得，是尖锐的，断裂的，不像是从嗓子里发出来的，像是从身体的每一个毛孔里发出来的。

温暖和刘丽红在旁边看着。她们更害怕。不是替黄某怕，是替自己怕——如果我不参与，下一个会不会是我？如果我说"别这样"，戴小娟会不会转向我？

恐惧让人沉默，沉默让人成为帮凶。于是她俩也从旁观者变成了帮凶，帮凶做得久了，就分不清自己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了。

第二次浇开水的时候，黄某身上旧的烫伤还没好。新生了一层薄皮，粉嫩嫩的，碰一下就疼。新的沸水浇上去，把那层皮又烫掉了。这一次黄某叫得没有第一次那么大声了——不是不疼了，是她已经没有力气叫了。

第三次开水烫全身。一次热油烫手脚。还有铁管打。还有扼颈。还有电线勒脖子。还有冻。还有饿。

这些手段不是一天之内发生的。是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一点一点升级的。每一次都比上一次狠一点。每一次都试探着底线——底线在哪里？没有底线。因为没有人喊停。

没有后果的暴力，会自我加码，就像一个没有刹车的车在下坡路上跑。越跑越快。

死亡

黄某想走，她不是没有想过逃。她提出了去医院。她提出了回老家。她提出了不止一次。每一次开口，都需要巨大的勇气——因为每一次开口都可能招来一顿新的打。

戴小娟说不，不准去医院，不准回老家，不准出门。从打人升级到禁锢。这一步跨越了一条隐形的线——从"虐待"到"非法拘禁"。但戴小娟不知道这条线，或者不在乎。

她夺走了黄某的手机。她把黄某锁在出租屋里，手机被拿走的那一刻，黄某和这个世界最后的联系断了。在2022年，一个人没有了手机，等于从社会上消失了。

黄某被困在了那间出租屋里。门锁着。窗户关着。身上带着大面积的烫伤和裂创，没有药，没有食物，没有水。冬天的长沙是湿冷，那种冷往骨头缝里钻。烫伤最怕冷——冷让血液循环变慢，伤口不愈合，感染蔓延。

她冻着，饿着，疼着。外面的世界还在转，没有人管她。将近一个月。一个人被关在一间屋子里，被反复虐待，没有人知道她在那里。

2022年2月25日晚，黄某已经不行了。将近一个月的持续虐待——铁管打、开水烫、热油泼、勒脖子、冻、饿——把一个不到十八岁的女孩的身体推到了极限。

那天晚上，戴小娟等人又动了手。这次用的是衣架和鞋底。这些不是致命武器，但打在一个已经遍体鳞伤的人身上，每一击都是在往一个快倒的房子上再推一把。

然后她们做了一件事。她们上网搜索了"人死亡前的症状"。这一条细节，是整个案件里最让人脊背发凉的。

因为这说明：她们知道黄某快死了。她们对照着搜索结果看黄某的样子。呼吸是不是弱了？脉搏是不是快了？瞳孔是不是散了？判断：快了。然后——没有施救。没有打120。没有送医院。什么都没有做，就那么等着，等一个人死。

2022年2月26日凌晨，黄某死亡。死因：多器官功能衰竭。黄某在那段时间里想的是什么？她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一点一点关机。像一栋楼里的灯一盏一盏灭掉。

她想过妈妈吗？她想过家吗？她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次被打的时候冲出门去吗？也许想过。也许什么都想过了。但她动不了了。她的身体已经坏到了极限，就算门是开着的，她也爬不到门口。

而门外没有人来。

审判

黄某死了之后，三个人做的第一件事——是抛尸。这个选择的冷酷程度，不亚于虐待本身。一个人死了——一个跟她们住在一起的同乡死了——她们的第一反应不是恐惧，不是悲痛，不是自首。是处理善后。是消灭证据。

她们找来编织袋。把黄某的尸体装了进去。然后她们驾乘刘丽红承租的轿车，把编织袋运到河边。扔进了河里。

河水是冷的。二月的长沙，河水比空气还冷。编织袋沉下去，或者半沉半浮地漂着。河面上什么也看不到。两岸是冬天的枯草，灰蒙蒙的天。

从那一刻起，黄某从这个世界消失了。2022年3月12日。黄某的尸体被发现。从死亡到被发现，十四天。法医看到了她身上的伤。每一处都在说话。

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此案。

一审：戴小娟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戴小娟不服，上诉。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

2024年12月13日。株洲市。布告贴出：罪犯戴小娟，女，2002年8月出生于湖南沅江。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现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同案犯判决：温暖——无期徒刑。刘丽红——十四年有期徒刑。附带民事赔偿：三人赔偿黄某家属经济损失44,437元。

尾声

一个不到十八岁的女孩，一个月的时间里，被烫、被打、被冻、被饿、被锁。她们没有一个人打开那扇门，没有一个人打一个电话，没有一个人说一句"停"。这才是这个案子最可怕的地方。

四个人住在一起，三个人在施暴，一个人在受罪。没有外力介入，没有刹车，没有红灯。暴力在封闭的空间里自我繁殖，自我加码，自我合理化，直到把一个人杀死。

黄某从洞庭湖边来，最后被装进编织袋，扔进了河里。

她的家在沅江。沅江连着洞庭湖。洞庭湖连着长江。长江连着大海，水会流，但有些东西流不走。

“同乡，合租，外卖。四个词，本该是一个关于奋斗的故事。最后变成了一份死刑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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