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发电企业正在经历一场债务暴雷潮。

华夏能源网注意到，最近一年多以来，伴随新能源行业深度调整，大量已经并网、目前仍在正常发电的光伏电站、风电场，其背后的民营新能源企业大量出现债务违约、破产重整。

2020年“双碳”目标出炉后，一众民企迅速投入到新能源场站的建设中，吃到了政策红利。这些民企大部分以BT模式开发电站，先是抢建新能源电站，然后转手高价卖给电力央国企，回款再投入到新的电站开发中，“滚雪球”般迅速壮大起来。

然而，这一模式从2025年开始失效了。“136号文”发布后，新能源电价、发电量进入下行周期，电力央国企收缩了电站投资战线。

而民企往往都是以高杠杆举债建设新能源场站，本身并不具有长期持有电站的资金实力，一旦开发建设的电站不能迅速卖给电力央国企，就很容易出现资金链断裂。再加上电价下行，持有电站难以盈利，这些民营开发企业很多走到了破产境地。

众多发电民企出现债务危机

7月6日，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荣达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达电力”）发布公告，旗下光伏电站正在破产重整。

荣达电力破产重整的光伏电站，坐落于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辽河镇五分场，总占地2515亩，装机容量49.66MW。该电站为牧光互补电站，由368座屋顶太阳能光伏电站、66KV升压站和外送线路组成，于2017年6月30日并网发电。

无独有偶。今年4月，陕西定边华晖新能源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经债权人申请，并经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破产重整。审计显示华晖资产以50MW光伏电站为主，总负债约3.52亿元，严重资不抵债。

华晖新能源成立于2014年7月，由西安晖泰新能源100%控股，主营业务包括风电和太阳能开发，以及新能源相关设备的研制。2015年至2016年，华晖新能源在陕西榆林定边县建成50MW光伏电站，是陕西榆林定边县早期大型集中式光伏电站之一。该电站拿到了较高电价，为华晖新能源提供了稳定的现金流。

但从2021年开始，受到电站电价下调、补贴退坡、运维成本高企等因素影响，华晖新能源陷入债务逾期、被强制执行、失信状态。“136号文”出台后，受新能源全面入市电价下滑影响，华晖新能源彻底失去了生存能力。

此外，更早些时候，陕西黄龙东泽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龙东泽”）也宣告破产重整。黄龙东泽成立于2015年，2025年6月4日申请了破产清算，是陕北地区中小型民营新能源企业出险的典型代表。

2026年6月，管理人在梳理资产时发现，黄龙东泽手里还有个值钱的“家底”——位于黄龙县界头庙乡景家塬村的20MW光伏电站。这个项目早在2017年6月30日就已经建成并网，目前发电状态正常。该公司也因此转为重整处置。

除了上述出险的民营发电企业之外，港股上市公司江山控股（HK：0295）近日也遭遇了险情。

截至2025年末，江山控股新能源总装机量290MW，全年总发电量30.07万MWh，同比下降6.14%。在限电、电价下降、设备老化、运维投入不足等因素共同作用下，江山控股新能源场站发电量下滑。

伴随着发电量下滑，微薄的发电收入已无法覆盖财务费用与资产折旧。这家专注于光伏电站运营的老牌企业，已出现连年巨亏。2024财年，江山控股实现营收3.93亿元，但归母净亏损高达5.23亿元；2025年，公司实现营收3.32亿元，净亏损仍有2.15亿元。

内外压力“挤爆”发电民企

发电民企遭遇险情，最重要的原因是2025年初“136号文”出台带来的市场环境变化。

“136号文”它宣告了光伏固定上网电价时代的终结，光伏电站赖以生存的盈利模式被彻底改写——由过去固定电价保护下的“躺赚”模式，转向了全面市场化下的“风险博弈”。过去开发电站，只需在开工前算好建设成本和发电小时数，就能锁定收益。如今，收益完全取决于无法预测的市场电价和限电率。

面对市场变局，电力央国企率先收缩战线，一方面甩卖收益不佳的电站，另外一方面开始拒收电站，民营电站开发企业由此失去了最大的收购方。

华夏能源网此前发文介绍过发电央国企拒收电站，导致风光BT项目砸在民企手里的情况。某民营企业集团因此导致120万千瓦风光BT项目全部滞留手中，进而造成严重的债务压力。（详情请见《央国企拒收，火热一时的“风光BT项目”砸在民企手中……》）

电力央国企拒收电站，主要是双方在价格上差距巨大。很多民企要价仍然坚持此前的15%-25%溢价，而央企出价则在过往价格基础上打6-7折。央企给出的价格几乎是民企建设项目的成本价，买卖双方存在着20%-40%的价差，交易无可避免以破裂收场。

除了电力央国企拒收电站，发电民企暴雷还有其自身原因。

首先，发电民企高杠杆举债建设新能源场站，利息非常高。同样举债建设新能源项目，电力央国企贷款利率更低，最低可接近2%；而民企举债的利率最低也要在6%以上，大部分民企贷款利率都要10%以上。仅贷款利率一项，就让发电民企不堪重负。

其次，民营电力企业自身的抗风险能力不足。电力央国企除了新能源电站，还大量拥有煤电资产。“题内失分题外补”，电力央国企即使新能源电站出现了亏损，也能靠煤电盈利来弥补。而发电民企则没有这样的保障，更易遭受市场环境变化和新能源电价走低的冲击。

外有收益下滑、央国企拒收电站，内有融资成本高、资产类别单一，内忧外患之下，发电民企集体暴雷成为必然。短期来看，这些影响因素都很难有显著改善，暴雷的发电民企恐怕还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