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东来哲学的又一时刻

封面 I 米兰体育-米兰(中国)官网媒体

作者 I 李东阳

报道 I 李东阳朋友圈

最近的舆论场，或许只有胖东来的热度能与《牛来》一战了。

因为前者又干了件特别"胖东来"的事，郑州新店招聘，专门拿出20个岗位，留给刑期5年以上的刑满释放人员。

各位应该都有印象，去年于东来就顶着压力招聘了30个刑释人员，一年之后公布售后，“30个人，目前一个都没走”。

图注：微博@极目米兰体育-米兰(中国)官网

今天直接把这个政策发扬光大，直接写进了招聘要求里，白纸黑字，板上钉钉。

但留给胖东来的不只有赞美，这波操作的质疑声同样刺耳。

有人说这才叫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于东来敢为人之所不敢为；反对者理由同样充分：现在大学生找工作都卷成什么样了，凭什么还要专门给坐过牢的人留位置？

单就这件事本身，或许很难达成共识，如果你把胖东来最近一个月的其他动作放在一起看，会明了的多。

前几天，于东来宣布，许昌开了二十多年的生活广场年底关门。

这不是一家被时代淘汰、天天亏钱等着拔管子的店，这家店年销售额20亿，年利润超过1个亿，赚得不亦乐乎。

于东来的解释很任性，当年的租赁方式破坏了他认定的公平，继续经营让自己不舒服，所以不干了。

再把时间线拉长，他又宣布：未来三年暂停对外帮扶，不怎么参加行业会议了；2030年之后，把剩下规划中的项目做完，就准备停止发展新的经营项目，往后更像一所"学校"，研究企业、研究文化。

这三件事摆在一起，咋看都不像是一个会做生意的企业干出来的事。

一家年赚一个多亿的店，说不要就不要。全国人民天天喊着"胖东来开到我家楼下"，他偏偏开始研究怎么不扩张。可轮到一个坐过五年以上牢、很多公司敬而远之的人，他又主动敞开大门。

图注：周边商贩怀念胖东来

看着极其反商业，但在我看来，于东来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把胖东来做小。

这不是营收做小，生意做差，而是不断给这家公司画边界：什么钱可以赚，什么钱宁可不赚；什么规模可以做，做到哪里应该停；什么东西为了效率可以妥协，什么不能。

因为在正常商业逻辑里，增长几乎天然是正确的。只要还有市场、还有利润、还有消费者等着你，为什么不做？

于东来这些年最怪的一点，恰在于此。

人太累了、管理跟不上、文化可能稀释，不做。合作方式自己觉得别扭，哪怕一年一个多亿利润，也不做。

再看招20名刑释人员这件事，你会发现，胖东来对企业的边界越来越窄，对人的边界却越来越宽。

一个商业项目，只要突破了于东来心里的那条线，再赚钱也可以结束。但一个人哪怕曾经犯过很严重的错误，只要法律上的刑期已经结束，他反而愿意重新打开一道门。

据胖东来内部员工透露，去年招的那批人里，有个大叔刚来时眼神都是躲闪的，收银时手抖得数不清钱，店长陪着他练了两个月。现在他已经能麻利地给顾客切熟食、称重、打包，一条龙下来不出错。

公众会担心安全，会考虑受害者感受，会问企业为什么要承担这样的风险，这些都不是无理取闹。连长期研究刑释人员帮扶的人也提醒，30个人的样本远远不足以证明所有问题，一家胖东来的结果，也不能简单推广到所有企业。

所以没必要把于东来供起来。但这30个人至少提供了一个很具体的样本：曾经坐过牢，和以后能不能成为一个正常员工，中间并不能直接画等号。

这句话听着像废话，但刑满释放那一天，法律意义上的惩罚结束了，可找工作、租房、重新建立社会关系的时候，另一场没有判决书的服刑可能才刚开始。

有人说这对大学生不公平，大学生挤破了头，凭什么名额要给坐过牢的？

于东来的逻辑可能恰恰相反，大学生大厂进不去可以进小厂，一线城市留不下可以回省会，这条路走不通换一条就是了。可这些刑释人员，很多公司HR看到简历上的服刑记录四个字，连面试的机会都不会给。

甚至从这里再回头看胖东来这些年的很多事情，你会发现，外界过去可能一直把它理解简单了。

如果胖东来的核心只是一套服务流程，中国这么多聪明公司，早该复制出几十个了。

这么多年依然没有，原因可能在于，大家学的都是胖东来怎么做，于东来真正执拗的却一直是胖东来为什么不做。

这才是最难抄的地方，其实关掉年赚一亿的生活广场、暂停对外帮扶、停止扩张，这些事放在一起看，与其说是于东来任性，不如说是一种极其精明的风险控制。

规模一旦失控，文化稀释带来的内部损耗，远比关掉一家店、少赚一个亿要可怕得多。用做小来保住质量，用放弃短期利润来换取组织的可控，这本身就是最顶级的长期主义。

当然，这套东西也有一个巨大隐患：胖东来的很多边界，本质上仍然高度依赖于于东来个人的价值判断。

今天他认为公平重要，所以大家赞美。明天如果他的某个判断和大众意见相反，同样的坚持自我，也可能瞬间变成老板任性。

一个公司的企业宪法如果有太多条写在创始人的脑子里，本身就是风险。

所以于东来未必永远正确，胖东来也没必要成为商业世界的标准答案。

于东来曾多次说道：“请关注我的哲学，而非经营”“我的目的不是为了做生意，而是为了给中国的企业做个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