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1992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就职于哈佛本科生院（Harvard College）、澳洲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RSPAS，ANU）、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等。原标题为《负笈海外内地生萎缩 长远堪忧》。

《经济学人》周刊8月8日发表了封面重头文章，讨论最近几年出现的国际教育界一种负面趋势，由中国内地出去留学的总数在明显下降。该专栏资深编辑警告，中国内地年轻人出去留学的兴趣持续萎缩，无论是对于他们留学目的地国家和地区，还是对于中国本土，都将有长期的深刻影响。

我完全同意这个警告，也接受该文所列举的诸多外部和内部的原因，解释为什么年轻的中国学子不再是拚命出去读高等学位。作为立足于香港的教育者，我们几十年从事高教全球化的工作，对这些原因有近距离的观察乃至切身的感受。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把更多和更不显眼的原因揭示出来，这里面的因素太细腻了。出去留学虽然看起来是教育行业的事情，其实这个渠道里面，蕴含着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人伦的、法律的、军事的因素。把这些因素陈列在桌面上讨论，有助于我们看清楚，香港作为一个国际教育的桥梁城市，得益或受损的方面可能是哪些？

PART 01

上世纪侧重「船坚炮利」不敌日本

在最宏观的政治经济学层面上我们能够看出，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内地逐步成为国际留学生的主要发源地之一，正是江泽民、朱镕基团队推动内地加工业和贸易进入世界大循环的高速发展时期。那时代的外贸伙伴和来华投资增长的主要源泉，是发达经济体。为着了解这些最大的客户和投资来源的情况，内地朝野各界都力图把年轻人送出去留学。城市居民家庭更明白这是一项长期的人力投资，对全家的经济社会地位上升均有巨大推动效应。等到内地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后那几年，三级政府（中央、省、市）相关部门的干部，也硬着头皮开始学习发达国家的经济贸易环境劳工保护法律的相关知识。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前内地年轻人出去留学，最关注的是技术操作领域，从那个时候开始，快速上升到广义的法律领域。

我推荐了好几位内地优秀本科生到西方攻读法律研究生，告诉他们，不懂得西方法律，我们没办法与他们打交道。这与东亚现代化的历史轨迹完全吻合，虽然延迟了三代人的时间。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开启后，送到西方留学的年轻学子，很多是读与法律相关的科目，大清王朝送出去的留学生专门攻读造船、造车、造枪炮之类的专业。20余年下来，东亚第一个凭着自己的努力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日本，击败了只以为「船坚炮利」是首要任务的大清王朝（依田熹家：《日中两国现代化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9至88页）。

于是一个基本问题来了。早年在内地的外贸产品输出地和投资来源地主要是西方、日本、南韩、台湾、香港的时期，内地家庭把年轻学子送去那里留学，合情合理。然而最近几年里，内地的贸易伙伴愈来愈是以非洲、拉美、东南亚国家、欧洲为主，北美尤其是美国市场的相对比重在下降。那么，内地人还应该把自己家孩子送到这些地方去留学吗？

PART 02

北美市场比重降 主打非洲拉美

我必须强调，至少欧洲仍然是留学的好地区，那里有大约 50 所世界一流大学加上出色的研究机构。只是在欧洲留学的生活费用高于在北美，而且拿到奖学金的机会少。欧洲政府普遍因为对本国居民的高福利，财政状态糟糕，没有额外资金发放国际奖学金。不过对内地留学生来说，两个最大的欧洲国家还是价廉留学之地，德国和法国。留学生只要通过这两国的统一考试（类似内地高考和香港联考），入学注册以后基本上不用交纳学费。因为这两国的宪法还在坚持实行「享受教育机会是人权的一部分」。只是在德国和法国参加高考/联考，必须用德语和法语。克服了语言障碍以后，留学生的日子不难过。

目前内地贸易对象的大客户是非洲、拉美、东南亚国家，加起来也有大约 15所世界二三流大学，比如埃及、南非、巴西、阿根廷、马来西亚、菲律宾的国立大学，内地留学生完全不考虑去那儿读书也是不明智的。在那儿读书几年，再工作实习两年，留学生个人的人力资本指数大大增加。中资（不论是什么行业的）在这些国家的扎根扩展，必须依靠这些留学生。我们考察团 2024 至 2025年去欧洲中部4国调研，当地中资机构包括最有钱的大公司，最焦虑的问题之一，就是在本地僱佣合适的中青年管理人才太难，开出高工资也很难找到。这些大公司也试图从中国内地招聘人才，也不满意，懂得欧洲中部国家语言和社会状况的留学生太少。过去几十年里，内地年轻人主体是往英语国家留学，人才的技能太偏斜。

上述《经济学人》周刊的封面文章讨论的有一点非常关键，就是内地出去的留学生回到本土以后的发展机会。我们几十年的研究和亲身经验显示，这才是导致内地青年出去留学总数萎缩的核心要素。在朱镕基担任总理期间，北京方面曾经安排一些中央政府机构里的中层官员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攻读公共管理课程，学费主要来自香港富豪私人捐赠设立的专门基金。他们学成归国以后，都是服务于财经、对外贸易、税务、行政管理的领域。这个项目对内地朝野发送的讯息非常明确，到西方著名大学深造，让阁下的人力资本大大增值，正面影响往后的半辈子。

朱也以总理的身份讲了一个教育经历，他们那时候在清华大学读书，课堂是以英语讲授，所以至今他能够直接与西方政商界要员对谈，不需要英语翻译帮助。这其中表露的激励讯息，是大学时代国际化的教育是令人终身受益的培养。然而最近这些年来，内地似乎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富有正面鼓励意义的重要实例了。相反，甚至有大公司主管公开发声，不准备僱用归国留学生，其中可能有间谍。这呼应了电影电视节目《抓特务！》的热情。

尽管站出来发出这种言论的大老板是个别现象，但在各种机构的聘用实际过程中，对归国留学生是否有显性或隐性的不信任乃至歧视？为什么有关部门至今没有在这个领域里进行重点调查，发布独立可靠的研究报告并作出公平合理的纠偏？人人皆知，绝大多数内地家庭送孩子出去留学的成本是自己的，拿到海外学位归国后的长期回报咋样，是基本面的理性算计。在这方面我还是提倡长期主义标准，不应该照搬上述《经济学人》的那个算法，强调起点工资水平的短期视角。

人生奋斗几十年，大学毕业后的起点工资是极为短暂的一个镜头。我一直解释，后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出国留学是一项长期投资，对整个国家和每个家庭，皆是如此，应该计算长期主义的大账。我们可以把从清朝末年开始的中国留学生大故事翻阅一遍，看看其中有几位是因为他们回国后的起点工资最高，而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国本土年轻人出去留学，是中国现代化的最关键环节之一。若无一波又一波的留学热潮，就不会有中国内地的现代化。

朱镕基会见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

PART 03

若无留学热 不会有今天现代化

许多年以前我们曾经在私下里议论，如果朱镕基利用他任职总理的权威，大力推动清华大学恢复他当年读书时期的规则，全校绝大多数课程以英语教学。那样不但对这所名校有正面的长远功效，而且会刺激其他知名老大学采取类似的规则，部分课程（三分之一或一半）用外语教学。比如北京大学用英语、复旦大学用法语、同济大学用德语、艺术学院用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目前有的沿海城市私立初级阶段的艺术课程，已有类似的规则）。若是那样，内地最优秀的20所大学敞开胸襟吸纳环球高等教育的精华，结合本国的传统优秀素质，中国内地高校系统到了二十一世纪下半叶，必然成为全球参照的榜样。有了这样的国内百花齐放的大环境，内地高中毕业生就未必需要大量出去读本科，留学生应该集中在博士课程阶段。朱镕基作为老院长告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时说到：

「我希望管理学院所有课程都用英文教。我不是崇洋媚外，世界经济全球化，我们需要同世界交流！」

此乃智者之言。遗憾的是，把外语教学推广到高校里面更多的科系，仅仅是我们一帮归国留学生的梦想。随着朱镕基这样深知世界经济大趋势的长者之逝去，我们的梦想还要再等待许多年才可以尝试。让我们怀抱着希望等待。

文章首发：2026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