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7200

前段时间，一张对话截图被不少人转发。一位爱吃蛋挞的小朋友发了张照片，他头戴草帽，背景是青山与大河，评论区有网友说：“小孩好好读书努力走出大山”，小朋友回复：“坐公交车就可以出去了”。

文章撰写时，原短视频已经收获了三十一万的点赞，网上有人解读为“对方驳回了你的说教，并展示了祖国的建设”。这显然有夸大对立之嫌，小朋友的回复纯真直白，而网友的一句“好好读书走出大山”或许也无趾高气扬的说教意味，在笔者看来这只是以前日常里对孩子稀松平常的鼓励，对于广袤农村县城的孩子来说这甚至可能是一种祝福。但为什么现在这样的语境里反倒显得格外压抑人，或者染上“登”味了呢？

确实，这两句话质感是截然不同的。“小孩要好好读书走出大山”像是家长师长嘴里不断重复的信念，听见它仿佛就回到了那张被层层书垒包围的课桌前，面朝试卷里没解出的计算题，白炽灯把晚自习的教室照得格外的亮，偶尔发出滋滋的电流白噪音。“坐公交车就可以出去了”则像是儿时伙伴的邀约，仿佛是个暑假午后，你们比赛跑向小卖部，手捧汽水坐在去县城的公交车上，阵阵清风，树影斑驳。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出走”的信念很自然被和“进取心”与“成功”强关联起来。它被附着了很多超越性的价值，好像怀揣着颗“逃离”的心，迈出了那只“出走”的脚，一切都会好起来，这是一代人真切的体验。

时过境迁，这种叙事似乎已经不那么完全奏效了，尽管很多小红书博主还在兜售“出走原生家庭”、“主体性觉醒”、“显化拿大结果”之类的时尚单品叙事，但也有很多青年也愈发看清，如此急剧内卷的社会竞争中，若无原生家庭托举何谈“出走”，“出走”后独自“觉醒”打拼，又有几人能在繁华都市拿到“大结果”，成功者寥寥。

显然，在今天重新包装并兜售“出走”叙事本身，或许比出走本身更能取得成功。这一点可以参考苹果人户圣之流，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停留在特定年代，给千人千面的普通人开出一“润”解千愁的药方，如今或许只有“春登”们愿意买单了。

如果再次审视这种特型“出走”叙事的源头，我们还是会下意识回到那个已经被说烂了的名词上——“新自由主义”。但是笔者想提示的是，新自由主义并不只是里根就职演讲里的金句篇章，或者撒切尔警察部队的高头大马，仅靠大人物的经济改革与铁腕举措是不足以席卷全球的。它自有一套惹人羡慕、塑造人欲望、让人想模仿的文化合法性来源。

社会学家鲍曼在《共同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里提供了这样一个案例。美国战后居住在富人区的孩子，他们的父辈多是依靠“艰苦团结”的品格熬过“大萧条”时代的人，但是这些子一代却流行起了一种“酷”文化，它不在乎孤独与否，不诉诸集体团结与保障，它是一种冷漠、超脱之感，享受“做自己”的理所应当，哪怕是特权也无所负疚。

这种“成功者的脱离”（secession of the successful），可以说是对“出走”权利的一种争取，可以是“退出权”，也可以是不做选择“弃权”。这或许就是“全球精英”在文化特质上的雏形，他们不在乎共同体，但又在无意间形成了一种“美学”的共同体。鲍曼把它很形象地说成是“钉子共同体”，就像合成橡木板上的图钉一样，需要的时候就把各种标签钉上去一下，混搭，组装，不需要时候把钉子取下一切标签也可以轻松脱落。

这也正是西方青年中轰轰烈烈的“反文化”运动中共同体的组织形态，最终没有文化左翼设想的新文化，只有价值相对主义的虚无，只有从嬉皮士变成雅皮士的政治冷感与消费狂欢，身份政治成为政治正确，如《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的结论指出，历史借这些青年完成了资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建构。

以后来者之见，这种无形的文化才是让新自由主义能席卷全球的关键，不同国家也在西方的凝视中有了不同的转译。比如日本90年代最为代表的动漫《EVA》中的主角碇真嗣，在批评家宇野常宽看来也是保持着一种冷漠，一种不作出选择的冷漠，既然社会（表征为真嗣的父亲碇源堂）是无能、混沌且狂热的，做出任何抉择都会伤害他人，不如不做任何选择，拒绝驾驶机甲，拒绝负担拯救世界的社会期待。

在充分吸纳世界流行文化的中国，“出走”叙事又和青年考试文化发生了亲和。漫长而残酷的应试训练筛选，孩子们是需要一些具有超越性的信念才能坚持下来的。笔者和好友都针对高中生开展过长期调查，我们发现很多学生有意无意为自己编织一些梦想，以此维系学习动力，控制情绪状态，而这些梦想的文化脚本也基本是从公共文化里汲取的，最普遍和典型的就是大城市梦。

笔者自身也是如此，从中考前开始，笔者就有意无意地让自己讨厌身边的一切：自己生长的城市，不愉快的校内人际交往体验……以为把自己逼到某种绝境，隔离的状态，只专注于刷题，提高成绩，最终远去一个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就能实现人生理想。可能笔者情况有些许极端，但在当时的听同龄人如何向往郭敬明小说和电影描述的上海时确实很常见。另外一方面在处理人际矛盾上，校方对学生的引导最终多数还是导向了劝解学生专注于高考，高考后就可以脱离眼前这一切不愉快状态了，把信念投射在“出走”上。

这就带来了我们这代人的命运悖论，在学生时代没有这样不关心周边的“冷漠”，没这样“出走”的信念作为支撑，没有各种宏大到不着边际的价值附加，是不可能挺过如此残酷的应试训练过程的。而不管“出走”得是否成功，这些宏大的价值最终必然都会落空。我们最终也无法像真正的全球精英那样“酷”，可以如此轻易地“退出”“弃权”“自由混搭”，不能在中国参加比赛时是中国人，在美国藤校和时尚圈时又是美国人。

我们习得的是泡沫时代“全球精英”的文化惯习和精神特质（甚至是抑郁症），最终却面对的是一个在退潮内卷的时代，它要求我们重新社会化，可再也没有什么“文化精英”值得我们不加反思的模仿。

但如果比较代际差异，笔者接触调查的高三学生是多出生于2007年或2008年的新一代孩子，这些学生又呈现一样的心态特征。他们似乎早熟清醒得多，看到了教育从小的层层筛选，模模糊糊能看见自己社会阶层情况。尽管身体上还是不得不配合表演，遵循着那些陈旧的应试管理和价值引导，但笔者接触的多数学生不再会表露出对各种不着边际宏大价值的狂想了，“出走”叙事相比之下并没有那么强烈。

那么再下一代孩子们呢？当一套特定历史阶段“出走”叙事彻底消亡时，那时的孩子又会是什么样的呢？如今，西方文化左翼念叨“无法想象未来”，硅谷右翼加速争抢着当“未来之神”的大祭，想象中国这片土地上孩子们的会是何种模样，或许会打开一个未来的全新可能。

1971年传播政治经济学奠基人达拉斯·斯麦兹访问中国后，写了篇文章《自行车之后是什么？》，他在目睹到当时中国城市里如洪流的自行车大军后，试着发问：“在普及了自行车之后，中国下一阶段的交通和工业重心是什么？是走向私家小轿车（如西方模式），还是探索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技术与生活模式？”
其实他的潜台词就是，中国是否有可能开启另外一种未来，依托更加普遍、集约又高效便利的公共基础设施，满足人们日常需求的方方面面，为人类提供更加美好的社会运转模式。

50余年后，达拉斯·斯麦兹之问等到了回答，一位小朋友在四川农村用短视频发自拍日常，他和全国各地IP网友的互动中无意识地回应——“坐公交车就可以出去了”。这在斯麦兹方华的年代是多么难以想象的奇迹，背后需要多少公共基础设施作为媒介，多少工业积淀、多少人才培养、多少资源调配，才让这个小小时刻显得如此意味深长。

务实的唯物主义者们深知历史总是辩证发展，“春登”与那个特定年代的“出走”叙事也不会那么简单的消亡，他们前一天高呼“十月革命给世界带来了太多苦难”，后一天又会哀叹“三十年启蒙已经失败”，再隔一天就可能变成户圣峰哥直播切片。

不过此刻，笔者只想带大家停下一秒，远离意识形态对骂现场，就像在《奥德赛》和《欢迎来到龙餐馆》的争议分裂中抽身，去看一眼《牛来》。让我们试着想象，未来的孩子们不再有那么多赶超的重担，不再束于自西方的凝视，他们那些稚气童言会变成世界人民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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