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这一次真的撑不住了吗？

曾经一年在中国卖出423万辆汽车、代表德国工业荣耀的大众，如今却不得不面对最多10万个岗位的调整计划。而几乎同一时间，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拿下43.8%的选票，成为最大赢家。

一家汽车巨头的裁员，为什么会和德国政坛震荡联系在一起？

表面看，这是大众自己的经营危机。但往深处看，它折射出的可能是整个德国工业模式正在经历的一场大考。

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那个曾经在中国市场风光无限的大众，会走到今天这一步。9月3日，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一致批准了一项名为“未来计划2030”的历史性重组方案。

按照计划，在2024年以来已确定的5万个裁员岗位基础上，到2030年前再裁减约5万个岗位，累计裁员规模达到10万人。这约占大众集团旗下十大品牌全球员工总数的15%，对大众乃至整个德国汽车行业而言，规模堪称前所未有。

对于一家全球汽车巨头来说，这不是普通的降本增效。这是一次战略转向。

大众削减的不只是员工数量，更是在重新拆解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工业体系。到2035年，大众计划将车型阵容精简约50%，产品复杂性降低约75%。

同时，埃姆登、茨维考、汉诺威及内卡苏尔姆四座德国工厂的生产活动可能分别在2031年至2034年间陆续结束。过去的大众，代表的是德国汽车工业最成熟的一套模式。

德国负责研发和制造，中国等海外市场负责销售扩张，凭借品牌、技术和供应链优势，占据全球汽车市场。尤其是在中国市场，大众曾经几乎是合资汽车的代名词。

2019年，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市场交付车辆超过423万辆，创下历史新高。那个时候，很多中国消费者买第一辆车，绕不开大众。捷达、朗逸、帕萨特、途观，这些车型长期占据销量榜前列。

但短短几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到2025年，大众在中国市场的交付量降至约269万辆。下降并不是简单的市场波动，而是意味着大众过去最核心的优势正在被削弱。

更关键的是，在新能源汽车时代，大众没有复制燃油车时代的成功。2025年，大众在中国市场纯电车型销量仅约11.55万辆，同比下降超过四成。

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正在高速发展。比亚迪2025年全年累计销售超过460万辆，连续四年卫冕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销量冠军。

这两个数字统计口径不同，不能简单对比，但背后反映出的趋势非常明显：过去中国消费者追着德国汽车技术走，如今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关注中国品牌的技术、智能化和性价比。

汽车行业的游戏规则变了。燃油车时代，比的是发动机、底盘、变速箱。新能源时代，比的是电池成本、软件能力、智能座舱、供应链效率。

大众曾经最强的地方并没有消失。但问题是，过去的优势已经不足以保证未来的胜利。这才是大众真正焦虑的地方。

如果只是销量下降，大众完全可以通过促销、调整产品解决。但现在的问题是，它面对的是整个产业逻辑的变化。旧模式还能赚钱，但越来越难支撑未来。

所以大众必须改变。问题是，一家拥有几十万员工、无数工厂和复杂利益关系的工业巨头，改变起来远比想象中困难。

2025财年，大众在全球共有约66.7万名员工，近43%在德国工作。2025年全年营收约3219亿欧元，但营业利润从2024年的191亿欧元骤降至89亿欧元，同比直接砍半。

其实大众不是没有意识到危机。

早在2018年，赫伯特·迪斯担任大众集团CEO后，就开始推动激进改革。他的判断非常明确：大众未来最大的挑战不是奔驰宝马，而是特斯拉以及新能源汽车产业带来的冲击。

所以他推动大众转型——提高电动车投入，发展软件能力，改变企业结构，希望让大众从一家传统汽车制造商变成一家面向未来的科技型汽车企业。

方向没有问题。甚至可以说，这是大众必须做的事情。但真正困难的是：改革需要有人承担代价。而大众恰恰是一家最难快速改革的企业。

原因就在于它特殊的治理结构。大众长期实行德国特色的“共决制”，在监事会中，员工代表拥有重要话语权，工会也深度参与企业决策。大众汽车工会的劳工领袖控制着监事会19个席位中的9个。

这种制度在过去帮助德国企业维持了稳定。企业赚钱，员工分享收益；企业扩张，地方获得就业。资本、管理层和劳动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平衡。

但产业进入剧烈转型期后，问题出现了。管理层希望快速降成本，股东希望提高利润，工会希望保护就业，地方政府希望保住税收和产业链。每一方都有自己的理由。

于是，改革很容易陷入拉扯。迪斯想推动大刀阔斧改革，但也不断触碰内部利益。裁员意味着员工利益受损，关闭低效产能意味着地方压力增加，调整生产体系意味着几十年形成的组织方式需要重新改变。

最终，2022年7月22日，大众汽车集团宣布迪斯将于8月底离职。他的改革方向被保留下来，但推动改革的人先离开了。

这其实是很多大型企业转型时都会遇到的问题——发现问题的人，不一定能完成改变。因为真正困难的，不是提出一个正确答案，而是让所有利益相关者接受这个答案。

迪斯离开后，奥博穆接任大众集团CEO。相比迪斯的强势改革风格，奥博穆更熟悉大众内部体系，他希望通过协调各方推进转型。

但现实没有给大众留下太多时间。中国市场压力越来越大，新能源汽车竞争越来越激烈，欧洲制造成本不断增加。过去那套“德国研发、欧洲生产、全球销售”的模式，正在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

所以现在的大众，其实不是突然遇到了危机。它只是到了必须面对过去积累问题的时刻。过去高速增长时期可以掩盖的问题，如今全部暴露出来。

而这也是为什么大众裁员会引发如此大的震动——因为大家看到的不是一家企业减少成本，而是一个时代正在发生变化。

如果大众只是企业内部调整，这件事影响有限。但真正让外界关注的是：大众危机正在和德国社会情绪发生碰撞。

就在大众宣布大规模调整的同时，2026年9月6日，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结果出炉——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成为州议会第一大党。相比2021年的20.8%，翻了一倍多。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17.2%的选票。

这场选举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不只是选择党赢了。而是它获得了大量传统工业地区选民的支持，尤其是在蓝领群体中，选择党的支持率非常突出。

为什么？因为很多普通德国人感受到的，不是宏观经济数据，而是生活中的变化。工厂是否还在？工作是否稳定？收入还能不能维持？孩子未来还有没有机会？这些问题，比任何政治口号都更直接。

过去几十年，德国制造业给普通劳动者提供了一种稳定预期。进入汽车企业意味着稳定收入，拥有一份制造业工作意味着家庭生活有保障。但现在，这种安全感正在下降。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曾是前东德重工业区，但近年来经济转型长期停滞、增长乏力：2025年人均GDP位列全德最低，劳动力短缺与人口大量外流更让经济发展雪上加霜。该州人均工资水平仍比德国西部低近20%，2000年以来累计流失人口约50万。

大众裁员的消息之所以引发巨大反响，不只是因为10万个数字，而是因为它击中了很多人的心理预期：如果连大众这样的企业都开始缩减岗位，那么未来还有什么是绝对稳定的？

这也是选择党能够获得支持的重要原因之一。它抓住了部分民众对于经济变化、社会压力和传统政党治理能力下降的不满。德国民调机构数据显示，选择党全国支持率一度飙升至29%，超越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大众裁员和选择党上涨并不是简单的一条因果关系。不是因为大众裁员，所以德国人突然改变政治选择。

更准确地说：大众危机只是一个象征。它代表的是德国过去依靠工业优势、出口模式和制造业就业维持的社会结构，正在面临调整。而政治变化，只是这种经济压力向社会层面的延伸。

对于默茨政府来说，真正棘手的问题也不是一次地方选举。而是如何重新赢得那些认为自己被忽视的选民。如果传统政党无法回应这些现实焦虑，那么类似的政治震荡可能还会继续。

但选择党真正进入执政核心也并非一帆风顺。德国政治体系仍然存在限制——主流政党明确表示不会与德国选择党合作组阁，设立了拒绝合作的“防火墙”。

选择党可以利用民众不满获得支持，但如果真正承担治理责任，也必须面对德国经济长期积累的问题。经济衰退、产业转型、能源成本、人口结构，这些问题不会因为换一个政党就自动消失。

所以，德国现在面对的，不只是一次选举变化，而是一场关于未来方向的选择。

大众裁员10万，表面上看是一家汽车公司的经营调整。但它背后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说明德国曾经依靠传统制造业建立起来的优势，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过去，德国可以靠高端制造赢得全球市场。现在，它必须回答一个更难的问题：当新的产业竞争规则出现时，德国还能不能保持自己的位置？

大众需要改变。德国政治也需要回应变化。如果改革无法推进，企业会失去竞争力；如果改革成本全部由普通人承担，社会的不满也会不断累积。

真正决定德国未来的，不是一次裁员，也不是一次选举。而是这个工业强国能否找到一种新的平衡——既完成转型，又不让太多人在转型过程中掉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