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玉良

中国的养老金制度，正在面临一个绕不开的困境。这个困境的核心，不在于钱够不够，而在于逻辑对不对。我们当前的养老金制度，本质上遵循的是一种“多缴多得、少缴少得、不缴不得”的商业逻辑。这套逻辑听起来很“公平”：你交得多，自然领得多；你交得少，自然领得少。它像极了银行的储蓄：存得多，取得多；存得少，取得少。

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养老金制度不该按银行储蓄制度操作，社会保障也不该是一份商业保险。“多缴多得”商业逻辑的根本性错误在于：它把社会保障制度设计成了一个逐利的金融产品，而不是一个兜底的公共制度。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养老金制度有一个让很多中国人难以理解的特点：高官和富翁们，只能领取全国统一标准的养老金。没有多缴多领这回事。不管你是总理还是清洁工，退休后领到的养老金是一样的。澳大利亚则更进一步：在全国养老金标准统一的前提下，仍有丰厚财产和收入的老人们，领的养老金会减少，越富的老人，领的养老金越少。而且大约10%的澳大利亚老人因为退休后依然富有，领不到一分钱的养老金。尽管他们当初缴税多，也没有资格领，也不退还当初所缴的养老收费。中国人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劫富济贫”吗？这不公平。但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却认为，他们的养老制度更公平。

这背后是两种“公平观”的根本碰撞：一种是“交换的公平”，认为养老是自己和国家的契约，多缴多领才是公平。你交了多少，就该拿回多少，这是等价交换的逻辑；另一种是“结果的公平”，认为养老是社会兜底，保障所有成员都有一个体面的晚年才是目的。不管你年轻时是穷是富，老了都应该有一份保底的尊严。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养老金制度，核心偏向的是“社会共济”和“按需分配”，而不是“多缴多得”的商业逻辑。从这个角度观察养老：我认为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更像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反而更像“资本主义”。

我提出的“最低退休工资制”，正是基于对上述两种逻辑的深刻反思。

因为按照中国目前这种“多缴多得”的“公平”模式，养老金制度注定无法覆盖全体人民，而且注定是维持不下去的。为什么呢？因为“多缴多得”本质上是预筹积累，钱还是自己的。你年轻时存进去的，年老时取出来。这套逻辑的前提是：你必须有“得缴”的能力。但现实是，中国的亿万农民有“缴费”能力吗？中国的几亿“灵活就业人员”有缴费能力吗？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更遑论“多缴多得”。一个农民种了一辈子地，养活了全国人民，老了只能领一二百元退休金；一个城市白领交了三十年社保，老了领几千块甚至几万块。从“交换公平”的角度看，这很“公平”，农民确实交得少。但从“结果公平”的角度看，这极其不公平：农民一辈子的劳动，难道不值一份体面的养老金吗？

我认为：“多缴多得”的养老金制度，本质上是一个“有门槛”的制度。它要求你必须先有足够的缴费能力，才能获得足够的养老保障。但这个门槛，恰恰把最需要保障的那部分人挡在了门外。有人会说，西方的养老金制度是“劫富济贫”，是不劳而获，是养懒汉。但我的观点恰恰相反：“劫富济贫”不是贬义词，而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本质。因为社会保障不是商业保险，它的目的从来不是“谁交得多谁拿得多”，而是“确保每一个人老了都有饭吃”。社会保障的逻辑是“社会共济”：富人的税用来供养穷人的养老金，确保池子里一直有钱。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养老金制度，本质上是一种财政转移支付，而不是个人储蓄返还。我认为这种制度更公平，而把社会保障制度异化为一个逐利的金融产品，是很“资本主义”的。“专家”们设计的这个制度，是一个馊主意。社会保障制度一旦失去了“兜底”的功能，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因此，我提出“最低退休工资制”，也是与国际接轨。西方好的东西，我们不但要学，而且要做得比他们好，这才会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年轻时缴了多少，老了以后，国家至少给你一份保底的养老金。这份养老金不需要多，但必须够吃饭、够穿衣、够看病。这是底线。在这个底线之上，你可以通过个人养老金、企业年金、商业保险等方式，为自己积累更多的养老储备。富人们可以“锦上添花”，穷人们更需要“雪中送炭”，这就是我的逻辑，这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公平”。有人可能会问：钱从哪里来？答案是：从“劫富济贫”中来，从财政转移支付来，从国有资本划转来。我们都是国家的“主人翁”，这些钱应该更多地用于兜底，而不是用于给已经缴了很多的人“发奖金”。

我是很反对养老金“多缴多得”逻辑的，因为这种制度本质上是把社会保障制度变成了一个“谁有钱谁受益”的富人游戏，这是很不“社会主义”的。而真正的社会保障，应该是一个“谁需要谁受益”的穷人保障制度。我认为：建立“最低退休工资制”这样的兜底制度，让每一个老人都有一份体面的底线保障，才是真正的“社会公平”。因为养老不是生意，养老是社会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