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柱智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智能手机是一把双刃剑。中国是智能手机普及最快的国家之一，这源于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和迅速展开的乡村建设，把电信基础设施的城乡差异几乎抹平了。

不仅中国，手机管理问题是全球化的。据《南风窗》最新的报道（《对抗手机成瘾，全球掀起风暴》，2026年9月14日），“手机上的童年”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眼下，它已成为一个公共治理难题。以澳大利亚为首，半年来，英国、法国、西班牙、马来西亚等十多个国家各自草拟社交媒体禁令，禁止或限制青少年使用Instagram、YouTube、Facebook等主流社交媒体平台。

我们基于中国乡村的大量田野调查显示，当前不少乡村儿童陷入手机（网络）沉迷，把手机作为刷短视频、打游戏的娱乐工具，带来了成长中的一些风险。在我国中部一些打工经济发达的农村，由祖辈监护的留守儿童占据很大比例，陷入手机沉迷的现象非常普遍。如何管理泛滥的手机在过去5年成为农村家长和教师的头等大事，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共同的难题。

湖北阳新县一所留守儿童比例达50%的农村中学的校长回忆过去三十年的从教历史，讲出了非常有哲理的一番话，“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诱惑，但智能手机时代的孩子好像陷得更深一些。”由于强大的吸引力和成瘾性，有不少基层干部甚至反映：“要想毁掉一个孩子，就给一部手机……”。

治理手机沉迷成瘾问题，显然不是容易的事情。从基层来看，仅仅是立法是不够，还需要在基层寻求办法，调查发现家校社协同的治理至关重要，需多方合力管理好孩子的假期时间，解决农民家庭假期监管无力的问题。近些年，我国乡村一个重要探索是，各地团委长期动员城乡公益资源支持农村假期爱心托管项目（湖北省称之为“希望家园”“暑期学堂”“爱心托管班”等等）。目前，这类公益托管班已在各地持续举办了十多年，近些年越来越密集，对乡村学校和家庭教育发挥了巨大的补充作用，破解了假期孩子家庭无力管、学校管不了的问题。

由此，我们认为，各级团委引导乡村举办“公益托管班”，是我国“乡村希望工程”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延续。过去这项工作多限于校园内部，着重于解决乡村学校基础设施落后问题，这一问题在当前已从根本上解决了；眼下，乡村希望工程则应更多走出校园，解决乡村孩子沉迷手机、深陷网络的新问题，这不仅仅是乡村孩子成长的问题，而且是乡村乃至整个国家的战略问题。

目前各地政府在打造“公益托管班”项目的过程中已形成了若干经验。这些经验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在组织架构方面，要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的作用。在团委支持的公益托管项目建设过程中，党组织发挥引领作用，建立“理事会”，吸纳村“两委”干部、乡村爱心教师和青年大学生等成员，为统筹村庄内外的公益资源提供组织条件。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的主体性，找准当前农村民生的痛点难点，把公益托管作为党和政府需要迫切解决的民生实事。对积极担当的村党支部，要给予经济和公益资源上的支持。

二是在运行机制层面，要贯彻乡村公益项目的社区性原则。爱心托管班是基层团委自发探索、村级自愿实施的项目，属于教育类的社区公益事业，其“人财物”供给均是志愿性的，因此要防止异化为营利性项目；对于村级组织而言，还应充分挖掘村庄、社区内部的社会力量，立足“熟人社会”的优势，尽可能调动乡村内部志愿者的力量。

三是在服务队伍建设方面，提倡志愿服务主体多元化。优先招募本村和附近高校的大学生，他们对村庄相对熟悉，个人修养较高，能和孩子们更好地交流、相处。此外，本村在职或者退休老师也是重要的志愿服务主体，他们能够助力年轻的大学生管理学生。一些热心群众也可参与其中，负责托管班的伙食、维持上下学秩序等工作。

四是在服务内容上，建立有吸引力的托管课程体系。总体来说，学校提供正规化的、学科化的教育，村庄公益托管班则提供兜底性的、多样化的素养教育。两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课程主要分为三类：作业辅导、阅读指导与主题活动。志愿者引导孩子在一起集中做暑期作业，发挥辅导和监督作用。阅读指导包括自主阅读、阅读分享、写作训练等。主题活动，包括体育、手工、劳动、棋艺、书法、电影，还包括各类安全教育、心理教育活动等。

五是服务保障上，建立可持续运行的后勤保障机制。公益托管班是一项集体活动，需要有基本的物质条件。村级组织需要找到安全、便捷的托管场所。其中有两类相对“易得”。一是村庄闲置学校，二是村委会“党群服务中心”，二者均需承担必要的日常费用。由于爱心托管班是公益性的，可争取上级政府支持、村集体经济或村民捐赠等。

六是风险预防上，要注意从制度角度防控项目风险。从各地经验来看，村级组织普遍对意外风险十分重视。在基层党委政府支持下，项目理事会和被服务的农村家长需正式签订“承诺书”，明确孩子参与托管班的权利义务，约定意外风险的处置原则，村级组织和志愿者有义务尽到监管责任。

修改后标题是《开展爱心托管 谨防“手机沉迷”》，载于《农民日报》2026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