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段话之前的几日，我反复听着、看着手机里他发来的自己的视频、录音。

电话那头是一位皖东口音很重的老人，语速快，句子常常挤在一起，急得几乎喘不过气。他叫乔玉良。他一边讲，一边把他下了很大功夫整理出来的材料传给我——银行流水、微信转账明细、他一笔一笔核对出来的资金去向清单，还有一份生效的刑事判决书，以及四年来各级的信访回复，那些纸页扫描得不算清楚，可每一页都看得出被人翻过很多遍。

说实话，很多专业名词他讲得并不准，法律条文也引得磕磕绊绊。但有一件事我听懂了，也记住了：他被人偷走、被骗走了上百万元，经过多次举报控告才刑事立案，最终天长法院已经替他作了判决，判决书上白纸黑字写着“违法所得，继续追缴，发还被害人”。可判决生效之后，那笔属于他的钱，他反复申请把被骗的钱拿回来，可将近四年时间一分也没有回到手里。

我不懂什么是宏大的命题。只是觉得，一个最普通的基层老百姓，被盗、被骗之后，还愿意相信纸上的那句话，还一笔一笔自己去查、一级一级自己去反映——哪怕查得满身是伤，哪怕最后被处理过，他始终没有把那份判决书丢掉，也没把法律丢掉，这份笨拙的信任，比什么都让人心里发酸。

我不知道这篇文字能被多少人看到，也不知道它最终能不能推动点什么。但我还是想把他的故事整理出来。因为“如我在诉”这四个字，本该是对每一个最基层、最不起眼的群众说的——他们的反映，也应该是被认真对待的声音。

下面是乔玉良的故事。

一、一份“关于钱的信任”，怎样变成了上百万元的窟窿

乔玉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被一个曾经帮过、也信过的人，掏空了大半辈子。

张安云对外经营一家并无放贷、理财资质的“云圆金融有限公司”，平日里打着“帮人办网贷”“教人用手机贷款”的旗号与人来往。乔玉良就是这样和他熟络起来的——在乔玉良的印象里，对方“懂金融、会操作手机贷款”，遇到不懂的手机网贷流程，找他很自然。

信任，从2023年4月开始被一寸寸利用。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4月18日，张安云以帮忙操作手机为名，趁乔玉良不懂网贷，用他的手机贷下18万元，随后秘密转走，全部用于赌博、偿还债务，事后还删掉了贷款短信，让乔玉良蒙在鼓里。2023年5月14日，他又借着“帮开通微信零钱通”的名义，用乔玉良的微信贷款6万元、转走5万元。

这还只是被“偷”走的部分。

二、“购车”“刷流水”：一个又一个谎言下的83万

从2023年4月19日起，张安云编造出各种理由：要买一辆宝马740Li、购车还差钱、帮乔玉良偿还“360借条”的贷款、做贷款需要先“刷流水”……一个谎套着下一个谎，累计从乔玉良手中骗走105.02万元。期间乔玉良察觉不对、反复追要，张安云退还了22万元，实际骗得83.02万元。这些钱，同样流向了赌桌、赌债和挥霍。

盗窃的18万元及零钱通款项，加上诈骗实际骗得的83.02万元——一个普通人，就这样在短短一个多月里，背上了上百万元的损失。

三、判决书上写得清清楚楚：继续追缴，发还被害人

正义来得并不含糊。安徽省天长市人民法院作出（2024）皖1181刑初50号刑事判决：张安云构成盗窃罪、诈骗罪，且系累犯，依法从重，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三十五万元，刑期至2041年5月31日止。

更让乔玉良看到希望的，是判决主文的第二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发还被害人”。

按照《刑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规定，这笔被追缴的钱，本该退回到被害人手里；判决生效后，这件事由一审法院负责执行，具体落在法院的执行局。

判决书生效了，人也判了十八年。可乔玉良左等右等，等来的不是退回来的钱。

四、他没有坐着等：自己成了追查资金去向的人

这些被盗、被骗的钱到底流去了哪里？判决里认定，这些钱大多用于赌博。要追赃，就得先把钱的去向查清楚。可办案力量有限，乔玉良等不下去，他决定自己去查。

那段时间，一个普通受害人，做着他本不该做、也极其危险的事。他顺着转账记录一笔笔核对资金流向，自己整理出一整套证据材料：涉案银行卡在2023年1至5月间近七百万元的流水清单、微信转账明细、亲属多次代收转移款项的记录、现金汇入的凭证……厚厚一叠，都是他一笔一笔、一页一页攒出来的。

为了核实赃款流向了南京一处露天赌场，他甚至亲自前往，蹲守、取证，把张安云向南京六名人员输送资金、在赌场“放钱换钱”的情形摸查清楚——这部分材料，后来被他标注为“卧底取证”，一并交给了办案机关。

靠着这份自己查出来的材料，办案机关查明：乔玉良被诈骗期间，涉案资金流向了南京六名在赌场放钱、换钱的人员，金额高达约165万元。这是判决已认定、去向清晰、连侦查都不必重来的赃款。

五、逐级反映，一条越走越难的上访路

线索交上去了，可收赃的人没有被追，被偷被骗的钱也追不回来。乔玉良开始了一遍又一遍的反映和举报。

2024年12月7日，他向省委巡视组反映南京六人接收赃款却未被追究的情况，材料转批到天长公安，2025年1月13日启动了调查程序——然而2月11日，等来的是“不予立案”。他不服，写下了长长的申诉理由。

2025年8月28日，他向中央巡视组实名举报，指出办案程序违规、适用法律错误；这一次举报引起江苏省公安厅重视，十天后给予接访。

2025年9月2日、10月8日，他又先后向中央有关部门、公安部多位负责人反映情况。相关方面反馈称需上级授权才会执行；而交办下去的事项，迟迟没有落实，直到六十天后才给出答复。

从省里到市里，从巡视组到公安部，乔玉良把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判决书和那一叠材料反复呈上去。他不懂什么大道理，只认一个最朴素的理：法院判决白纸黑字写着“发还被害人”，为什么到我这里就发不下来？

六、维权的代价：他被行政拘留了

这条路走得太执着，也走得太苦。一次次地反映、反映、再反映，乔玉良不仅没有很快拿回钱，反而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他一度被行政拘留。

一个受害人，为了追回属于自己的、判决已经确认应当发还的钱，自己卧底取证、自己整理材料、自己逐级反映，一直坚持不懈，最后却搭上了人身自由和整个家庭的安宁。乔玉良说，他至今想不通：明明是他丢了钱，为什么追钱的人是他、扛压力的人是他、被处理的还是他？

七、判决，不该只停在“判了”

乔玉良的故事并不复杂：一个人被偷、被骗了上百万元，法院替他作了公正的判决，明确要“继续追缴、发还被害人”。可在“判了”和“钱真的回到被害人口袋”之间，还隔着一道执行、追赃、发还的长路——而他一个人，在这条路上独自走了将近四年。

那份已经生效的判决，主文第二项写的是“发还被害人”，不是“发还纸面”。当一位受害人已经把手里的线索一样一样交清楚、把资金去向查得明明白白，甚至为此卧底赌场、逐级上访、被行政拘留，法律能做的，本应是让追赃的齿轮真正转起来：对已查明的约165万元涉案赃款依法追缴，对能查控的财产及时查控、及时发还，对确无财产的依法作出说明，而不是让一份公正的判决，停在那里成为一张“法律白条”。

乔玉良还在等。他等的不是一笔额外的恩惠，只是判决书上本来就写着、属于他的那笔钱，能有一天，真正回到他的手里。

我把他的故事写在这里，也想替这位皖东老人问一句：纸面上的“继续追缴、发还被害人”，究竟要靠什么，才能变成受害人手里实实在在的钱？

愿每一份“如我在诉”，都能落到最基层的、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