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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杨潇坤（澳门科技大学硕士生）

责编：钱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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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里的婚姻和现实中的婚姻

刷抖音时羡慕他人的家庭日常、在小红书讨论亲密关系的维系之道、通过微信姐妹群倾诉婚姻里的苦恼……如今，互联网早已深度嵌入中国已婚女性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中国的离婚率长期以来呈现上升趋势，且相关数据显示超过七成的离婚案件由女性主动提出。

由此，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女性的互联网使用，与她们的婚姻满意度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联？有观点认为，数字媒介拓宽了参照系，抬高了女性对配偶的期待，反而放大了现实婚姻的落差；相反，也有观点认为，线上沟通丰富了亲密互动的形式，能够增进夫妻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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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角色与媒介环境

欲理解上述问题，无法脱离中国的性别文化情景。传统性别规范将男性定义为家庭的核心经济支柱，而女性则是家务劳动与家庭照料的主要承担者，即“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然而，尽管目前女性劳动参与率很高，家务负担却并未同步减少。职场与家庭的双重负担，是很多已婚女性的日常处境。

媒介生态理论指出，互联网不只是传递信息的工具，更是一种重塑认知的“数字环境”—— 它包围着我们，悄悄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看待生活、看待婚姻的方式。当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与互联网上现代、多元的性别观念相“碰撞”时，已婚女性对配偶贡献的评价标准可能会发生偏移。

我们聚焦于已婚女性对配偶的经济贡献和家务贡献感知，检验互联网使用是否通过改变已婚女性对配偶经济能力的判断，或者通过重塑对家务分工的感受，从而影响其婚姻满意度。此外，我们考察已婚女性的城乡差异和就业状态在上述影响中的异质性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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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

我们使用的数据来自2020年和2022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研究对象为在两期调查中均为已婚状态的成年女性，最终纳入5,798名受访者。我们以受访者每日通过移动设备和电脑上网的总时长作为互联网使用的代理变量。该变量虽仅反映互联网使用的“数量”维度，无法刻画受访者的网络使用动机和活动类型，却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受访者的互联网暴露强度。

我们发现，上网时间更多的已婚女性，并不会认为配偶的经济付出不合格、对家庭的收入贡献不足；但她们更倾向于对配偶的家务付出感到不满，进而拉低其婚姻满意度。这或许是因为经济能力往往被视为受教育背景、行业环境、时代机遇等结构性因素约束的结果，很难通过个人意愿在短时间内快速改变。因此，即便女性在网络上看到更多高收入的生活“范本”，也大多将其归为外部差异，不会轻易动摇对配偶经济贡献的评价。

然而，家务劳动的逻辑却不同。在传统认知中，家务长期被默认为女性的分内事，而互联网正在加速传播平等的性别分工观念。从“父亲深度参与育儿”的日常分享，到“夫妻共担家务”的生活理念，互联网不断向女性展示另一种家庭相处的可能性。当女性的平等意识被唤醒，对配偶家务参与的期待也随之提高。因此，当现实中配偶的家务付出仍“停滞不前”时，期待与现实的落差便可能转化为明确的不满。

我们进一步发现，上述效应主要存在于农村女性和无业女性群体中，而在城市女性和在业女性中并不显著。相较于城市，农村地区的传统性别观念更为浓厚，女性的生活重心也更集中于家庭。在互联网大规模普及之前，农村女性接触外部性别观念的渠道相对有限，对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接受度更高，所以互联网对其观念上的冲击也更强烈。同时，农村女性的社会支持与自我评价维度相对单一，家务分工是否公平在婚姻评价中的权重更高，所以落差感也更突出。

无业女性的生活空间更集中于家庭，“贤妻良母”的角色烙印更深，对家务分工的敏感度也更高；而有工作的女性在经济上相对更独立，在家庭中也更有协商家务分工的话语权，所以互联网引起的观念冲击相对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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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向前，分工莫要落后

互联网放大了传统家庭分工中早已存在的性别落差。如今公共领域的性别平等推进迅速，女性在教育、职场上不断追赶甚至超越男性；但在私人领域，家务与照料的责任依然大量压在女性肩上。互联网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了这种“不平衡的性别革命”。

从政策层面完善男性育儿假，到观念层面宣传平等的家庭角色，再到社区层面补充托育与家务支持服务。只有当现实的家务分工与进步的观念同步，女性的婚姻满意度才不会被“期待落差”持续消耗。毕竟，好的婚姻关系从来不是靠一方降低期待来加以维持。

参考文献

Zhou, S., Cao, Y., & Yang, X. (2026). Internet use, perceived spousal contributions, and Chinese women’s marital satisfaction: A panel study. Family Relations.

制版编辑：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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