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八年春末，随着粮饷、援军等陆续到达辽东以及朝堂催促进剿之声渐盛，经略熊廷弼显得愈发焦虑。他不是在愁应当如何用兵铲除建州女真，而是担忧惫堕的士气和将心。

是其所谓当复者，不过谓国家门面慷慨之词，而心口私语，必谓兵饷难办。且守辽沈，辽沈有失，且守河西；河西有失，且守山海关；山海有失，再作区处云尔。是岂真能同心共济，亟图收复，以保辽镇，保京师而保宗社者哉？
《熊襄湣公集·卷三》

萨尔浒惨败之初，关外人心如惊弓之鸟，大多觉得河东乃至辽西都不可保。但随着援军到达和局势趋稳，辽东上下的士气又走到另一个极端，普遍觉得战事已息、安守防线即可，进剿女真似乎成了自找麻烦。

如果说辽人是因长期被朝廷欺压盘剥，而“倾心向东矣”。关内出援的九边精锐们，为何也变得“惫堕”？因为他们明白了一个事实，和习惯交手的蒙古相比，女真是个完全不同的敌人。

到明朝中期蒙古不仅分裂成几个大部，各部内也裂解为松散的小部族联盟。由此各镇在自身军卫的崩坏的基础上，适配生成了针对性的“家丁”制。明军也演变为一个个以将领及其家丁为核心的，“山头”集合体。

这些精锐家丁小队，能有效压制一个个蒙古小部族，还可凭战力对蒙古部族实施突袭打击以抑制其危害。所以虽然军卫屯田仍在持续朽烂，但整个北疆边防的局势，并未随明军整体战斗力的下滑而崩坏。

只是这种变革不是没有代价的，早在隆庆朝北上练兵的戚继光就直白的指出了九边明军的问题：

是费朝廷二三千军士之粮饷，而仅得二三百家丁之力 … 诸将又且利于此，习于此，偷马打帐房得功，视此为备边之长策，及至大举而入，便谓此必不可交锋，必不可堂堂相对，凡能神出鬼没，偷窃零骑，挑壕自固，便是好汉，此牢不可破之习也。
又有偷马打帐房之类，平日边檄得此功劳，以为根基，及遇大敌，却称众寡不敌，即厚颜无耻尚可保全身家。
《登坛口授》（戚继光）

简而言之，这样的明军只能打数百规模的小型治安战和袭扰战，丧失了大兵团协同作战的能力。而女真的八旗军不是蒙古那种许多小部落简单聚集的“乌合之众”，是数量过万且组织严密的集团军。

既然心里清楚手头的家丁队不是女真的对手，诸将领们自然就不想打，转而满足于眼前的和平相持。所以“且守”的观念，很快就蔓延为辽东明军上下的共识。

身为经略的熊廷弼也明白这种惫堕不能全怪将士们，毕竟军心士气也需要对应的战力来支撑和鼓舞。进而熊廷弼计划从火器和训练这两个方面入手，以期快速提升辽东明军的战斗力。

基于明军在野战时很难挡住八旗的猪突（比如萨尔浒时正面强破马林的四方阵），熊廷弼选择用重炮来加强正面抗冲击以及攻坚能力。为此专门打造了两千多辆灭虏炮车（每车可置炮两门），让重炮既可车载开火，也可随军移动。

不过炮和车自身并不能主动灭敌，需相关军士能合理且熟练地用炮（尤其是野战）才能发挥出它们的战斗力。要实现这一点，就得大量训练。但熊廷弼愿意，具体带兵的将官们却不怎么愿意。

重炮在将领眼里可比那些普通士兵值钱多了，再加上火药的价值也不菲。所以大部分将官把配属到名下的重炮，视为核心家当（既怕损毁担责，也有可拆毁走私卖钱的原因），不愿意下放给普通士兵训练折腾。

熊廷弼为此专门下了重炮训练的军令，要求各地驻军只要当日无警讯，就必须将炮车推到城外训练野战之法（主要是快速布阵和开火）。并要求监军道邢慎言监督此事，违令者必严惩。

即便熊廷弼挥舞起尚方剑，诸将领还是大多敷衍，每日只是走过场一般把炮车拉出去转一圈就了事。这又是为什么呢？

炮车要规模性参战，就要组建专门的步军车队（车营）。而为了参与野战，就必须演练步骑协作，但此时援辽的九边主力（主要来自甘肃、榆林、延绥、陕西等军镇），普遍都不擅长以及适应步骑协作。

首先，如前文提及的九边明军“家丁化”。为了高效突袭以及快速脱离（降低战损），这些家丁队以骑兵为主。故而入辽的明军将领大多，“只惯拨弄马兵”。由于没有相关技能和经验，他们就算是想演练也不会。

比如总兵贺世贤和柴国柱就吐槽，不知如何与车营协作。熊廷弼还拿刘整练军（元初）的典故劝他俩，只要静心学习就没学不会的。但很多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加上熊廷弼几个月后就下岗了，协作训练这事就没有真正执行过。

注：辽沈之战时，贺世贤仅带着千余家丁就出城（沈阳）与女真作战，除了情报不明之外，城中步军难以和骑兵有效协作也是原因之一。其后的浑河之战也是如此，原定救援沈阳的步军（主要是土兵）和马军，也是隔了差不多半天分别抵达战场。

其次，熊廷弼觉得诸将若将普通营兵当作家丁来操练，辽东明军的战斗力自然会飙升。他还专门制定了营兵训练章程（细到一天射打多少次都有规定），但这只是熊廷弼的“想当然”罢了。

并不是熊廷弼编制的训练章程有问题，是他无法改变明军诸将的带兵逻辑。将领们之所以严格督练家丁，是因为家丁为将领安身立命、军功封赏的根本，更因为家丁是将领们的“私产”。

就如戚继光所言，“朝廷二三千军士之粮饷，而仅得二三百家丁之力”。一营两三千人马，在将领眼里就二三百私丁，其余全为“废兵”。这些废兵唯一的价值就是辅助蓄养家丁，比如供他们克扣粮饷、军械等。

别说进行繁杂费力的多兵种协作操演，连最基本的军事技能（如开弓、火枪射击等）训练都懒得上心。就算熊廷弼以经略之权强压，将官也只会在组织训练时流于形式，演给上官看看。

除了以上这些，诸将领们出于保护自己的私产，而不愿意派遣家丁出战（提高斩首奖励都阳奉阴违）。导致熊廷弼用入掠蒙古人和女真拨夜（夜间哨探）的“练胆、提振士气”计划虚置（熊本意为精锐家丁带着普通营兵通过小规模战斗练胆） ……

出于蓄养家丁，各将领也乐于维持女真不灭的现状。毕竟有了基于辽事的辽饷，驻扎关外的明军享受到几十年未见的高饷和不欠饷待遇。既然难得遇到捞钱机会，为啥还要尽快剿灭女真（也算是养寇自重） ……

所以为辽事费尽心力的熊廷弼，在看到军心的惫堕以及被朝中官员催战弹劾时，怎么会不心生去意。所以他与朝廷诸僚越吵越凶，除了自身的脾气，也如去职后明廷给他的评价，是故意“因言求去”。

编者附：熊廷弼征剿女真的方案为兵分两路，主力进驻抚顺，力求将女真牵制于界凡（女真新寨）。然后由清河堡出一路奇兵（擅长山地战的川湘土兵），威胁女真老寨赫图阿拉以及骚扰后方。之后根据战局变化，再决定是慢慢合围绞杀还是趁其不备突袭进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