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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托尔斯泰与李叔同的人生选择

陕西｜常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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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qk(2016创刊)/程莫深

著名文艺评论家常智奇老师这篇评论，以“入世”与“出世”为轴，将托尔斯泰与李叔同置于中俄社会转型的宏大背景中，展开了一场深刻的文化精神比较。文章不仅剖析了两人从优渥走向简朴的殊途，更敏锐地指出其本质差异：托翁将中国先秦智慧普世化为拯救人类的博爱，是向外的社会关怀；李叔同则将传统士大夫文化内收为个人修悟，是向内的自我安顿。作者旗帜鲜明地推崇托尔斯泰式直面现实的人道主义，认为在百年变局下，文化需从“独善”走向“兼济”，让仁爱真正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

文学之爱与艺术之悟

——托尔斯泰与李叔同的人生选择

常智奇

在十九世纪人类文化艺术发展史上，中俄两国出现了列夫·托尔斯泰与李叔同两位耐人寻味的历史人物。他们二人都在自己创造爱与美的形象和形式中，做出了卓尔不群的杰出贡献。前者在文学之爱上建起人类终极关怀的仁和大厦，后者在艺术审美之悟上树起音乐、绘画、戏剧、教育、佛学的经幡。他们都出身于优渥家庭，早年均享尽人间荣华，也都拥有极高的文化教养和艺术才华。然而，在不同的国度，不同民族文化的背景上，面对人生选择，他们却走向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列夫.托尔斯泰走向社会底层，心向劳苦大众，成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李叔同则断发明志，遁入空门，成为律宗高僧。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以爱介入历史，一个以戒安顿自我。比较他们，不只是比较两个人物，更是比较两种文化精神、两种时代命运、两种教育方式和两种人生哲学，呼唤一种仁爱救赎的人道主义精神。

列夫.托尔斯泰出身俄国贵族伯爵之家，拥有庄园、农奴和优裕生活。他文学成就极高，堪称泰斗式的人物，他本可以在文学声誉和贵族地位中安度一生，但晚年却不断反省私有制、教会和国家暴力，并尝试放弃财产，把土地分给农民，穿粗衣、干农活，与最底层劳动者站在一起。他的文学精神，始终为农民、士兵、普通人的灵魂留下位置。他最终在离家出走的途中死于火车站，仿佛以生命完成了一次对贵族生活的决裂。

李叔同同样出身富贵。他早年是天津盐商官宦家庭的公子，生活钟鸣鼎食，受过传统私塾教育，又在诗词、书法、篆刻，音乐、绘画、戏剧等领域展现出惊人才华。然而，1918年，他在杭州虎跑寺出家，法名演音，号弘一，后专研律宗，过起极严格的苦行僧的生活。他也从繁华走向简朴，甚至走向极端克己。但与列夫.托尔斯泰不同，他的简朴不是走向社会改造，而是走向寺院戒律；不是与劳动者共同承担历史，而是以个人修性超越现实矛盾。

列夫.托尔斯泰虽为俄国人，却深受中国古典传统文化影响。他阅读老子、孔子、孟子、墨子等经典著作，积极吸收其中的思想，尤其推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金律，也欣赏老子“无为”、墨子“兼爱非攻”的精神。他从中吸收更多的是仁爱、善良、怜悯、慈悲和人道主义的思想感情，并将其扩展为对全人类普通劳动者的爱。可以说，列夫.托尔斯泰把先秦诸子的智慧普世化为一种拯救人类的人道主义情怀。托翁汲取中国先秦诸子思想的实践证明，站在另外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精神的立场上，剔除中国传统文化中封建性的糟粕，更有利于清晰的筛选出其属于人类民主性的精华。

李叔同则是典型的中国本土旧知识分子。他的精神底色是儒、道、佛交织的士大夫文化:儒家教他入世、担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家教他出世、自然、逍遥、归隐；佛家则教给他终极出家解脱的答案。在这里，儒家的入世理想在他人生旅途中屡屡碰壁，道家的出世情怀和释家的解脱思想便乘虚而入，跃然据上。加之他艺术修养极深，审美情感敏锐，心性期盼甚烈，价值追求至极，艺术上的唯美、内省和超越，最终把他引向一种逃避现实矛盾的道路。列夫.托尔斯泰把中国传统文化向外推为人类之爱，李叔同则把中国传统文化向内收为个人之悟。

这两个人不同生活方式的选择，还有深刻的时代原因。19世纪俄国是一个半资本主义、半农奴制社会，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与农奴制的道德理性双向并行，资本创造文明的二重性对抗激烈。这是中国“厚德载物”文化精神能够在托翁思想感情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原因。城市与乡村、土地与货币、文学与人生、资本与伦理、民主与革命、卢布与银元，社会矛盾复杂而激烈，唤起列夫.托尔斯泰人道主义的觉醒。他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却以文学和行动批判私有制、国家机器和教会虚伪，成为“俄国革命的镜子”。

19世纪中国则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资本主义因素虽已萌芽，但封建势力仍然深厚，社会腐败，列强入侵，民族危机深重。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国知识分子走向两种极端：或者投身革命，兼济天下；或者独善其身、归隐山林。李叔同的选择，带有封建士大夫“穷则独善其身”的文化惯性。他并非没有时代苦闷，而是把时代苦闷转化为个人修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处境，使资本主义人道主义在中国未能充分展开，也使“李叔同式”的出世选择龟缩在佛陀木鱼的香烟缭绕之中。

列夫.托尔斯泰青少年时代接受的是世界近代社会革命思想文化科学知识的教育，他在喀山大学学习，又曾服兵役，参加塞瓦斯托波尔战争。他在战场上直面死亡，在军营中接触普通士兵，在庄园中观察农民。这些经历给他后来走向人道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和情感基础。他在农庄与莫斯科之间奔走，在贵族与农民之间徘徊，但最终选择为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者发声。

李叔同的青少年时代，则主要浸泡在中国封建社会权贵门阀的优渥生活中，受的更多的是私塾式传统教育，熏陶的是权贵奢华的文化生活方式。他后来虽留学日本、接触新学，但文化根底仍是士大夫式的。他缺乏对生活在社会底层人的生命体验。他敏感、内敛、唯美、克己，精神气质偏向内省和决绝。列夫.托尔斯泰性格中充满激情、忏悔、实践和社会关怀，李叔同则更多是审美化的孤独、戒律化的自我约束。两种教育、两种经历、两种气质，最终促成了两种人生方向的不同。

列夫.托尔斯泰的道路是入世的。他在文学作品中表现普通人的思想感情，在现实生活中把财产分给贫困者，批判不义，呼唤博爱。他的爱不是抽象冥想，而是试图进入历史、改变现实。李叔同的道路是出世的。他选择苦行僧式的佛教生活，以戒律对治烦恼，以念佛安顿生命。我并不否认弘一法师在艺术、戒律和文化传承上的成就，但从社会历史变革和人类解放的价值尺度看，他的选择确实带有逃避现实矛盾的倾向。他把社会问题化为个人修行，把历史苦难化为宗教解脱。

因此，我们提倡的是列夫.托尔斯泰式的拯救人类的、伟大的人道主义的社会革命思想，而不是李叔同式的逃避现实矛盾的、苦行僧式的、孤独寂然的个人主义。前者把爱变成行动，后者把爱收束为自度。

站在人类先进文化互鉴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类文明有重要贡献：仁者爱人、民为贵、兼爱非攻、慈悲平等、和而不同、天人合一，都是宝贵资源。列夫.托尔斯泰受中国思想影响而加速了他人道主义的形成，这说明文化互鉴无界的巨大力量。

但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生的进退之间孕育、诞生、发展和完善。人性也在情与理，灵与肉、得与失、名与利之间徘徊、撕扯、熬煎、炼狱：“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人生“进”“退”的两极对流。“退者”容易绝对化，把归隐山林审美化，把现实矛盾内心化，把清正廉洁自然化。于是，会出现“李叔同式”的归隐与修行。这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只能产生归隐与逃逸，而是说，若不经过现代化转换，不与革命实践、科学精神、民主意识和公共关怀结合，它的仁爱就可能退化为个人修行，它的审美就可能变成逃遁，这是其文化品质产生的历史时代所决定的。

在这里，我想着重强调的是:列夫.托尔斯泰与李叔同，一个在人间爱，一个在佛门悟；一个走向社会底层，一个走向寺院戒律。他们都伟大，但伟大不等于方向相同，不等于社会责任与历史担当相同。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百年未遇的大变局之中，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到社会变革中去，在创造文明中体现人的社会价值，更需要托翁式的直面现实、拯救人类的人道主义的终极关怀，而不是独善其身的、李叔同式的归隐寺院，逃避现实、自我解脱的苦行僧式的个人修行——明心见性。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转换中，要发挥积极的作用，就必须从“独善”走向“兼济”，从个人走向民族，从审美超越走向社会实践，从情感慰藉走向人类解放。唯有如此，仁爱才不只是心境，而能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

作家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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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智奇，陕西武功人。研究员，文学硕士、著名文艺评论家，陕西省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国学研究会副主席、陕西省国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文艺轻刊》总顾问，曾任陕西省文学院院长、《延河》杂志主编。有文艺理论研究批评专著《整体论美学观纲要》《中国铜镜美学发展史》《文学审美的艺术追求》等九部，两部散文集，在全国50多家报刊发表500多篇论文、评论文章，多次获奖，有小说、诗歌、电视连续剧、翻译小说公开发表，曾代表中国作家协会接待外国作家代表团多次，2011年代表中国作家出访美国，在洛杉矶发表专题讲演(后在美国和中国报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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