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重庆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重庆市艾滋病防治条例》：

1、感染者和病人应当将感染或者发病事实及时告知配偶、与本人有性关系者、申请结婚登记的对方当事人；

2、如果未履行告知义务，医疗卫生机构可以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情况进行告知，并给予医学指导。相当于给艾滋病患者的伴侣一个知情兜底

但问题就在这里，看似常识，为什么还要立法确认？

这里先普及一个冷知识。在此之前，还有浙江、广西、云南、广东、四川凉山等地做了类似立法，他们都很牛。如果在全国层面立法，相信艾滋病在中国扩散的局面会有所好转。

仔细看一下内容，相信绝大部分人都会觉得，没啥稀奇啊，本来就应该这样，不是么？艾滋病这种东西，一经发现，必须第一时间告知患者的性伴侣，这应该是常识。

但在此之前，没有这样的常识。

很多艾滋病感染者选择隐瞒病情，导致性伴侣（妻子、未婚妻、亲人、露水情人、买卖情人等）被传播。这也是艾滋病在中国扩散的重要原因。

大家想想，这对艾滋病患者的性伴侣何其残忍！

那么之前医疗机构为什么不把艾滋病患者的信息告知其性伴侣呢？因为没有法律兜底的情况下，如果医护人员私下告知配偶，会违反“感染者隐私绝对保密”的行业规则，涉嫌侵犯隐私，要承担法律责任。

这种情况，相当于相信患者一定会告知性伴侣的幻想（就如同某些人相信官僚不会贪腐一样），相信人性善良而有良知。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有些人是没有良知的，甚至可能是天生的坏种，得知自己感染艾滋病后还会刻意隐瞒（个别的甚至会报复性传播）。现在全国大部分省份地区还是这个情况。

现在重庆（还有之前的浙江、广西、云南、广东、四川凉山等地），立法规定医疗机构将患者信息告知性伴侣，是一个进步；减轻了部分患者可能隐瞒病情造成艾滋病扩散的风险。但只有这些，还远远不够。

对此事，个人有几点看法：

1、生命权应该高于隐私权。没有法律支持医疗机构（现在除了重庆、浙江、广西、云南、广东、四川凉山等地，全国大部分地区仍然这样）将艾滋病患者的信息告知其性伴侣，主要因素是尊重病人隐私。

隐私该不该被遵守？绝对应该被遵守。但是当隐私权与生命权碰撞时，应该给生命权让步。因此艾滋病患者的隐私权，绝不应该对其性伴侣遵守，因为它可能会威胁到性伴侣的生命安全。

2、仅有部分地区立法兜底，也是不够的。应该从全国层面立法，医疗机构兜底将艾滋病患者的信息告知其性伴侣（妻子、未婚妻、亲人、露水情人、买卖情人等）。到现在为止，没有全国性立法，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按正常情况，全国性的立法应该推动。立法，也是一次普法的机会，告知大家艾滋病的风险与危害。

3、立法中应该增加惩罚机制。如果是患者刻意隐瞒，或者医疗机构告知不及时，应该有所惩罚。没有惩罚，就没有威慑，如此才能真正降低甚至阻断艾滋病传播风险。

简单来说，现在关于艾滋病防范不完善，需要弥补裂痕。

实际上有裂痕的法律还有很多。比方说那个“未成年保护法”，经常保护未成年罪犯，也需要修改。一个未成年伤害另一个未成年时，通常是施害者一方得到保护，受害者一方的正义得不到伸张。我一直认为，对“未成年保护法”要坚持一个核心原则：但凡未成年受到伤害，施害者一方就应该受到惩戒，不管施害者是未成年还是成年。现在的未成年保护法核心出发点，是默认未成年人不会作恶，默认人性善良（当然也不是说人性就一定恶的）。这个核心思想，和大部分地区对待艾滋病患者的思想类似，犯了幼稚病。

由此可见，很多法律在立法层面就犯下幼稚病。实际上现在各国的立法，都有默认人性善良的通病（西方白左那一套，根源也是假设人性善良），为什么？原因其实也不难解释。在宏观大历史上看，物质匮乏年代，也就是工业文明周期之前的历史上，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是默认人性险恶，这便容易导致严刑峻法与阶级压迫（因为物质基础不足以支撑所有阶层丰衣足食）。工业文明周期的大部分国家，都经历过革命运动和假设人性本恶的古代告别，物质基础丰富之后容易从一端（假设人性恶导致严刑峻法与阶级压迫）走向了另一端（假设人性善导致对部分恶人放纵）。历史最终要回归理性。

其实立法层面，只需要以客观事实为核心，而不应该默认人性善良或邪恶。假设人性善良或邪恶，都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人性本质上没有善或恶，是在触发现实事件之后才会散发恶意或善意。这和是否成年，是否犯病没有直接关系。法律的本质，应该是阻止或降低人性在触发现实事件之后产生的恶意，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某个年龄段或群体的人本性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