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天书

天降我在天地之间，总有故事让后人看

——《我欲成仙》

今天老师去世的消息让人为之愕然。有的人是觉得他63岁就去世了太年轻，有的人则是才反应过来他只有63岁。

在我们父母辈还年轻时，刘欢就已经是宗师级的人，国内通俗男歌手中无可争议的领军人物，这会让很多对他不够了解的人下意识以为他的年龄还要再大个十岁左右。毕竟很多和刘欢同时期的歌手，尤其是港台歌手，现在仍然频繁活跃于舞台上，比如比刘欢老师小两岁的郭富城，在2026年春晚上还在和年轻人一起跳热舞。

今天很多对刘欢的去世表达惋惜的人可能都会说“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歌手了”，只从音乐高度上来说我觉得不至于如此。但就如同今天界面米兰体育-米兰(中国)官网发的缅怀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他几乎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每个历史时期都留下了痕迹”，以通俗音乐家的身份在横跨几十年的时代脉搏中都能持续唱出最强音，确实是个人和时代的互相成就。

如今我国整个文化和历史环境都已经和当年截然不同，更不用说AI大潮正在全面冲击文化产业的每一个领域，像刘欢这样的独特成就也许难再复制，我们也很难再拿过去三十年的流行文化轨迹去设想今后的发展。不过刘欢之所以是刘欢，他的艺术生涯留下的启示，要远比音乐本身宽广得多。

界面米兰体育-米兰(中国)官网那篇文章中说道，《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曲《千万次的问》中，“那句‘Time and time again you ask me问我到底爱不爱你’唱出了那个时代国人对中国往何处去的集体迷惘”。一直以来，这首歌都是和类似的评语捆绑在一起，尤其是十年前特朗普第一次胜选，中美博弈愈发激烈开始，《千万次的问》更是反复被拿来当成某种政治隐喻。

不过《千万次的问》作词并非刘欢，是冯小刚和郑晓龙。迷惘可能是改开后一大批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时的精神底色，但这并非刘欢音乐的底色。以“学贯中西”的标准来说，刘欢在自己领域中的成就，可能要超过很多心心念念融入西方，接轨国际的同时代知识分子。从1991年开始，刘欢一直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长期主讲西方音乐史。从这个工作来说，刘欢也确实符合人们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典型印象。然而，我们很难在刘欢身上发现那时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尤其是从事文艺工作的知识分子身上会有的一些毛病。

作为教师时，他基本不提自己的歌手身份；作为创作者和歌手时，他也不会摆出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谱。他不会像很多知识分子那样，习惯拿自己从事的领域去衡量所有领域的问题，习惯假装指点江山世人皆醉，也不会刻意拔高自己的成就，认为自己从事的工作具有某种特殊性或者根本上的重要性。相信刘欢老师自己说的这段话更能清晰传达我的这种感受：

“音乐真的没有什么作用，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我们看到西方音乐走来的这个历程了，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美好的音乐，这么多优秀的音乐家不断的努力，但是怎么了，音乐没有消除过贫困，没有阻挡过战争，那些缔造出那么美好音乐的民族，他们照样去屠杀，他们照样劣迹斑斑，音乐没有什么作用，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音乐可能又有作用。有作用就是在我们心底，因为我们爱它，我们可以留住一个随时可以去盼望美好的希望，一个希冀而已。实际上，音乐和所有的艺术在人类文明中的位置是一样的，就是一个不停地对美好的追问和探索。”

改开后的几十年来，我们见过太多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从事文化艺术领域的，动辄将自己的领域上升到能决定社会和民族根本性的德性和品质的高度，仿佛只要让他自由发展了畅所欲为了，这个世界变会变好了。然而这样的事情在现实世界中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类思维追溯到源头，都不难发现现代以西方文化为中心构建成的文化等级秩序对后发地区的深刻影响。（更不说文化领域中还有太多根本称不上知识分子的也尤其喜欢这一套）

刘欢的这种清醒，我想首先当然是建立在个人的音乐和文化修养基础上，同时应该也源于他的音乐中那种强烈的文化主体性。作为成名之后就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弄潮儿，刘欢当然不是封闭和保守的，他从未停止过对西方音乐文化和新兴音乐技术的学习吸收，坊间还一直流传他喝酒喝高了时喜欢飙外语，但这种对西方的吸收始终是建立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上的。

传统音乐方面，尽管最能体现传统底蕴的《好汉歌》，《这一拜》等并非是刘欢自己创作，但他自己的创作中也清晰展现了传统与现代如何兼容并蓄，在这方面的创作探索也并非那些流行音乐中拽两句戏剧唱腔，或者搞些公式化的五声音阶中国风可比。就像我最喜欢的刘欢老师的两首歌曲，《我欲成仙》和《天地在我心》，这两首歌前者不是刘欢老师创作，后者由刘欢老师创作，但旨趣都是一样的，中国内核的，未必就要是中国传统形式的。

八十年代被西方冲击得心惊胆颤的的知识分子们将河殇文化定义成中国人的特征，今天的人们将河殇思维定义成了当年那批知识分子的特征。河殇思维的表现林林总总，核心不外是将某些具体的，割裂的因素或事物不加辩证的上升到普遍的，抽象的高度，赋予其特殊性和神圣性然后进行崇拜。这本质上不是一种理性思维活动，和硅谷现在特别流行的显化思维一样，突出一个“相信相信的力量”。

公允的说，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开眼看世界的初心都是好的，学习先进知识经验，接轨国际世野对中国当然也是必要的，在这个过程中，当然有很多知识分子都自觉或不自觉的坚持走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道路上。这与河殇思维的区别就在于，对于所学习的事物产生的土壤是否有能看清并批判的能力。这些能力往往并非只和学识水平有关，很多时候越强调狭隘的学识本身，反而越容易往盲信狂热的道路上走得越远。

刘欢作为学贯中西的通俗音乐大家，并不因为热爱音乐而迷信产生那些美好音乐的土壤有什么特殊和超越之处，这份看清的能力正是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极为重要且稀缺的。然而直到今天，我们仍有很多知识分子欠缺这份看清的能力，遑论看清之后的批判了。

在《千万次的问》这首歌唱出33年后，特朗普两次向全世界展现了作为商人和狂人总统，在同中国进行外交活动时他可以有多懂礼貌。那么到了今天，这声长久的叩问，答案是什么呢？

往期文章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