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重视个人修养，要求个人要自省，要反求诸己，要反躬自省，尤其是对历代的书生要求比较严格。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和个人修养有关系。儒家确立了修齐治平的理想，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很多皇帝都采用儒家的思想来治理天下，实际上只是表面的，内在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法家的东西，或者说具有强制力量的是法律，而儒家的道德只是一种思想教化，或者说给人们洗脑，却不具备强制执行力。如果家族出现了，那么家族就会依照礼仪规定，制定自己的规矩。家族内的成员要受到家族规矩的约束，不能随意违犯规矩，违犯之后，就有可能受到惩罚。儒家认为，自我修养是人伦秩序与宇宙秩序和谐的要求。儒家的圣贤们总是讲究天人合一，皇帝代表老天，叫做天子，要行天道，实际上确立了以君臣为代表的统治秩序，也叫做等级秩序。这种秩序就像铁打的一样，不能违背。即便改朝换代以后，这样的秩序仍然存在，或者说皇帝和官员的位置只是换了人，却并没有完全改变这样的秩序。民间的书生要想实现个人的价值，就要进入官场，通过权力来推行自己的思想，或者说要为帝王分忧解难，达到平天下的最终目的。可是天下是皇帝的并不需要书生来帮忙平定，但书生总是有着济世的理想，有着为人民造福的理念，进入官场之后，却发现官场并非理想之地，不是自己施展才能的地方。可是已经晚了，因为他们费尽心力进入官场，就只能按照官场的潜规则来运转，要拼命搜刮民间财富，用于官场运作，这个时候，个人修养只是表面上的表演，却与现实不符。

隋唐以前没有科举考试制度，门阀士族把持了官场资源，并不想让民间的读书人做官。民间的读书人要到权贵家里做门客，其实就是做权贵的家臣，为权贵出谋划策，立功之后才可以接受封赏，立不了功，就只能接受权贵的供养，甚至绝大多数书生都不能立功，只是游走于权贵之门，就像权贵养的家犬一样，丧失了人格和尊严。如果很多门客都像苏秦、冯谖那样，史书就没必要标榜他们了。因为大家都一样的，就没必要标榜特殊的。儒家文化强调修身，就是知识分子先让自己的思想纯净下来，而不是汲汲于功名富贵。可是他们做的却是追求功名富贵，也就是想的和做的是两张皮，是两回事。思想可以高远，可以无功利，而现实却并不能高远，要追求功利目的，甚至一辈子追求，不知悔改。身心修炼好了，才可以齐家，也就是帮助诸侯振兴家族，甚至自己在朝中为官。已经做了官的权贵，可以靠诸侯的帮助，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做到这个地步，已经有了好名声，就要帮助诸侯治国，把国家治好了，就要帮助天子平天下。这是一种逻辑推导，却偏偏忽略了各个环节的困难，忽略了现实条件的限制，以至于很多书生都迷信修齐治平的理想。其实这种理想过于远大，大多数书生都实现不了，甚至没有一个书生能实现。即便像孔子那样伟大的人物，也是游走于各个诸侯国之间，要靠权力系统推行自己的学说，结果没有一个诸侯采用他的学说，以至于他和弟子像丧家之犬一样，灰溜溜地逃走了。

后代君主采用孔子的学说，只是改造了他的学说，还发展出了儒家的整套学术体系，并由此生出了礼教传统。其实这种礼教是在儒家学说基础上生出的另外一种观念体系，是束缚人头脑的，也是约束人言行的。宋明理学提倡“存天理，灭人欲。”要人们明白天理，要顺着天理去说话做事，克制自己的欲望，其实只是一种表演，而那些皇帝和官员都有三妻四妾，民间的土豪地主也都有很多小老婆，从来没有约束自己的欲望。农民从小不读书，不识字，却懂得礼教传统。父母会教他们一些礼教的规矩，家族也会有一些礼教的规定，让他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可是非礼的一些东西偏偏吸引人，以至于很多人都受到吸引，成了作奸犯科之徒，却明明可以逃脱家族的制裁，逃脱法律的制裁。偷鸡摸狗的没被发现，就算是没有这回事。偷情的没被发现，也算没有这回事。甚至杀人越货的逃走了，做了强盗，别人还不知道是谁干了这样的事，官府也查不出来。毕竟当时没有高科技手段，也没有高科技设备，很多案件都无法查处，成了悬案，甚至葫芦僧判葫芦案。如此一来，皇帝就要倡导道德，尤其是改造了的儒家道德，要带头践行，其实只是表演。皇帝要求官员自律，要求老百姓自律，要求书生注重个人修养。其实每一个人都被要求注重个人修养，却偏偏总是对自己要求不严，对他人要求很严。正确的引导应该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事实正好相反，但皇帝没办法，只能倡导这样的道德，却不能强制执行，毕竟皇帝不能钻到每个人的脑子里，去看看人们想什么。

隋唐以后，有了科举考试制度，书生要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以至于很多书生刻苦读书，要实现修齐治平的理想。实际上他们受到儒家传统的思想毒害，受到礼教传统的毒害，却偏偏不自知，毕竟他们生活在农耕文明的时代，没有太进步的思想出现，也没有异域的强盗打进来，传播异域文化。他们只能遵从儒家的传统，要提高个人修养，然后再做进一步的打算。可是个人修养无法衡量，没有量化评价标准，即便书生的个人修养很高，道德水平很高，甚至舍己为人，抢救落水的妇女，也不一定受到表彰，因为这样的道德是不值钱的，也是不值得表扬的。何况书生大多只读圣贤书，手无缚鸡之力，不事稼穑，不会抢救落水妇女。这个时候，他们的思想受到了限制，只是修身律己，却并不能影响他人，或者说不能为他人做出贡献，甚至不能为集体做贡献。即便替人写书信，也仍然要收一点润笔费；替人写墓志铭，也要收润笔费。书生的意思是一旦参加科举考试，考中了以后就可以做官，通过手中的权力为民请命，为老百姓谋福利，圣贤书就是这套逻辑。实际上真的考中之后，他们就算进入了大酱缸，把自己染得漆黑，和黑酱一个颜色。他们会巧立名目，搜刮民间财富，还会层层截留皇帝的拨款，甚至贪污官署的钱粮。有银子才能在官场运作，才能有各种和谐的官场关系，才能升官发财，没银子就只能原地不动，甚至被排挤出官场。

古代重视个人修养，主要还是皇帝的愚民政策导致的，而书生始终坚信个人修养提高了就可以做官，可以为民谋福利，实际上只是书呆子，把社会看得太简单了，把体制砍的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