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北宋元祐年间，汴京城的一处酒楼里，士人们谈论的并不只是歌舞，还有一张小小的账单：几壶酒、几碟果品，再加上给乐人的赏钱，合计不过数百文。可若要见到名声在外的歌伎，花费便会陡然上升。青楼之中，同样是“见客”，价钱却可能相差百倍。
这里有个容易被影视作品混淆的地方。“青楼”最初并不专指烟花场所，古人有时用它指代华丽楼阁，甚至富贵人家的居所。到了唐宋以后，青楼才逐渐与歌伎、乐伎聚集的场所联系在一起。但即便如此，青楼也不是一个统一标准的称呼。
城郭闹市里的酒楼、瓦舍，普通人也能出入；供达官贵人和文士往来的高档场所，则门槛极高。前者重在饮酒听曲，后者往往还讲究诗词、书画和交际。所谓名妓，很多人精通乐器，能够作诗唱曲，甚至善于应答，并非只有容貌一项本领。
唐代长安、洛阳，北宋汴京，南宋临安，都是这类场所兴盛的地方。科举扩大了士人群体，城市商业也更加发达，文人需要交游，商贾需要结识人物，于是歌伎所在之处，兼有宴饮和社交功能。白居易与歌伎交往的诗文，李师师在北宋都城的名声，正说明这类人物有时处在文化生活的边缘地带，而不只是账房上的一个名字。
不过，名气越大，越不能用普通消费来衡量。一般场所里，客人点酒、菜肴和歌舞，花费可能从几十文到数百文不等；若在消费水平较高的城市，几两银子也并不稀奇。若想请一位有名的歌伎单独陪坐，便要另付赏钱。若还要求献曲、题诗，或者赠送首饰衣料，账目就会继续增加。
晚明以来，一些地方形成了较为讲究的交际方式。客人先饮茶、听曲，再由歌伎隔帘相见，是否进一步往来，还要看双方意愿和中间人的安排。对文人而言，一首好诗可能比一锭银子更能赢得注意；对富商而言，金银首饰和丰厚赏赐则是另一种表达。钱能买到席位，却未必买得到真心。
有意思的是，许多名妓并不急于露面。她们越是稀少，越容易被人追捧。酒席上，客人可能等了许久，只听见一段曲子，或隔着帘子看见身影，便要支付茶钱、酒钱和赏钱。若连续几次登门，普通士人的积蓄很快就会见底。
“只见一面，也要这么多钱吗？”有人曾这样抱怨。
中间人往往回答：“见面容易，留名难；姑娘的名声，不能只按酒菜计算。”
这类说法未必是原话，却很能说明其中的经营逻辑。高档青楼卖的并不只是酒食，也包括名望、交际和稀缺感。能够进入某个圈子，本身就是一种身份象征。
至于银子折合成人民币，不能简单说一两就是一万元。不同朝代的银成色不同，米价、布价和工钱也不一样。唐宋时期，银子并非普通百姓日常交易的唯一货币；明清以后，白银使用更广，但各地价格仍有差别。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必须放在具体年代和物价中判断。
以普通农户为例，一年收入和家庭人口、土地多少、收成好坏密切相关，不能直接套用一个固定数字。若拿米价、雇工工钱作参照，一两银子在某些时期大致相当于普通人较长时间的生活开支；但它绝不等于今天固定的若干万元。把所有朝代统一换算成一个数字，往往只是吸引眼球，谈不上严谨。
真正昂贵的，是与名妓建立长期关系。客人可能要承担多次宴饮、赏赐和礼物，还要补偿场所经营者的损失。若要赎身，数十两、数百两，甚至更多，都有可能出现，但这取决于名气、身份、契约和幕后势力。宋代、明代文献中都能看到类似记载，却不能拿个别人的花费代表所有青楼。
陈圆圆、李师师、薛涛等人的经历，也不能被简单归结为“花钱就能带走”。她们各自所处的时代不同，身份不同，有的是歌伎，有的是乐籍中人，有的后来进入权贵家庭。身份变化背后，常常牵涉政治、婚姻和社会关系，并非一场酒席便能决定。
所以，普通人去一次低档场所，可能只需几百文到一两银子；进入较高档的青楼，数两银子便已是沉重开销；若目标是名妓，几十两甚至更多并不罕见。至于赎身和长期往来，那已不是寻常消费，而是富户、权贵和名士才承担得起的特殊支出。青楼之所以被称为销金窟，关键不在一顿酒有多贵，而在它把名声、身份和欲望一层层算进了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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