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的根基，从来不是推定，不是结果，不是追责惯性，而是证据。

2026年9月28日，朱世英涉嫌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一案，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徐昕教授、王任飞律师出庭辩护。徐昕律师一句抗辩直指案件命门： “指控朱世英构成滥用职权罪，必须拿出扎实、合法、排他的证据！没有证据，一切指控都是空泛推定。”

这不仅是本案辩护的核心立场，更是对证据裁判原则、疑罪从无原则的坚定践行。

纵观全案，公诉机关以“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起诉朱世英。但翻阅卷宗、旁听庭审，从头到尾没有形成一条完整、闭环、排他的定罪证据链。所谓指控，几乎完全悬空，缺的是最根本的事实与证据支撑。

一、没有证据，能证明朱世英有滥用职权的行为？

认定滥用职权罪，首要前提是行为人超越职权、违规决策、个人专断、违反程序履职。

本案的书证、会议纪要、制度文件恰恰证明了相反的事实：案涉供应链贸易业务，模式成型、业务立项、规模扩张，全部发生在朱世英任职之前，是前任班子集体决策、常态化运营的经营项目，不是朱世英擅自开拓的违规业务。

朱世英2020年接任董事长后，从未独断专行、越权决策。所有贸易业务的推进、资金额度的设定、合作主体的选择、风险防控的部署，均严格遵循国企“三重一大”制度，经过党支部委员会、风控领导小组、总经理办公会多重集体审议、层层表决，全程留痕，全程合规。

庭审中，多名证人证言、审批流程记录、风控文件均能证明：朱世英只是在履行董事长正常的主持和审批职责，没有干预具体业务，没有突破制度权限，没有私自拍板决策。

公诉机关没有拿出任何一份直接证据，能证明朱世英存在滥用职权、违规履职的具体行为。

二、没有证据，能证明朱世英有滥用职权的故意？

刑事犯罪的成立，必须主客观相统一。没有故意，就没有犯罪。

朱世英任职期间，无私利、无谋私、无利益输送，没有任何违法获利。她的履职目的，是盘活国企资产、提升企业营收、推动市场化转型、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面对历史遗留的业务风险，她主动牵头建立贸易管理制度、风控体系、担保机制，补齐制度短板，严控业务风险。即便在被调查期间，她仍在奔走追偿、处置资产、化解债务，全力挽回损失。

公诉机关只看业务后期出现资金逾期，就倒推朱世英有主观过错，推定她有犯罪故意。可直到今天，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她明知违规、放任损失、刻意滥权。

以结果推过错，以推定代证据，完全违背了刑法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三、没有确定的重大损失，因果关系从哪里来？

滥用职权罪的成立，还要求行为与重大损失之间有直接、必然的刑法因果关系，且损失是确定、不可逆的实害结果。

本案中的所谓“损失”，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

所有涉案债务都附有足额抵押、质押和连带担保，涵盖房产、股权、矿权、林权等数亿元优质资产；相关案件都处于诉讼保全、破产重整、资产处置、强制执行阶段，追偿工作从未停止，部分资产已经确权增值。

账面逾期不等于终局损失，不确定的风险不等于国资流失。

资金逾期、交易风险的真正原因，是疫情冲击、市场波动、第三方企业刑事犯罪、交易对手恶意违约等客观突发因素，属于正常商业经营风险，与朱世英的合规履职行为之间，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更关键的是，全案至今没有司法会计鉴定、没有资产价值评估报告，所谓损失金额没有任何权威结论，纯属公诉机关单方推算。

四、没有证据就不定罪，这是法治的基本原则

《刑事诉讼法》写得清清楚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定罪量刑的事实，必须都有证据证明；定案证据必须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必须排除合理怀疑。没有证据，不得认定任何人有罪。

司法审判最要不得的，就是唯结果论、追责惯性。

国企经营本来就有市场风险，改革探索、业务创新难免出现波动。商业盈亏是市场常态，不能简单等同于刑事犯罪；集体决策的经营风险，更不能强行归责于个人。

徐昕律师在庭上说透了这层法理：

刑事追诉必须严苛审慎，认定任何罪名，都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怀疑不能定罪，推定不能定罪，结果更不能定罪！

没有实据的滥用职权指控，突破的是证据裁判原则，伤害的是国企干事创业者的合法权益。

结语

朱世英案，考验的是法院的法治担当，也关系着千万国企经营者的履职安全感。

没有滥用职权的行为，没有滥用职权的故意，没有确定的重大损失，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定罪四要件，一项都不具备，本案证据严重不足。

我们期待法院坚持证据裁判底线，恪守疑罪从无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用证据断案，还清白于人，守住司法公正，给干事创业者一个放心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