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到台湾之后，蒋介石在日月潭边住了一段时间，反复琢磨一个问题：手里握着几百万军队，背后有美国人的援助，怎么就输给了小米加步枪的对手？他后来在台北草山的革命实践研究院做了一系列演讲，把自己想出来的原因一条一条列了出来。

毛主席在北京考虑的是另一件事：这个国家一穷二白，连钉子都叫“洋钉”，火柴叫“洋火”，怎么把工业体系建起来，怎么让几亿人吃饱饭，怎么让这个国家不再被人欺负。两条路走出来的结果，后来都摆在了桌面上。

蒋介石对失败原因的总结，主要集中在1949年到1950年之间的一系列讲话里。他说的第一条，是军队纪纲败坏。

他在1950年3月的一次讲话里讲得很直白：过去一年失败的情形看下来，以军队纪纲的败坏最为严重，军长师长不经过请假手续就可以随便离开职守，自由行动。他原话的大意是，北洋军阀的毛病，我们的军队都已经习染上了。

第二条，他归咎于国民党本身的腐朽。他说抗战胜利以来，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他甚至讲过这样的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一个党的最高领导人，把自己的党说到这个份上，可见局面已经烂到了什么程度。

第三条是军民关系的恶化。他说军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国民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扰民害民。抗战胜利后接收沦陷区的那段时间，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把“接收”变成了“劫收”，金子、房子、车子、票子、女子，什么都要，沦陷区老百姓盼来的不是光复，是另一轮搜刮。

蒋介石还提到了一条：教育的失败。他说“教不成教，学不成学，师不成师，弟不成弟”，把失败的责任分了一部分给知识分子。这几条加在一起，蒋介石其实已经把国民党在大陆为什么垮台说清楚了，只是他没有把最根本的那条说出口。

要理解国民党为什么赢不了，光看蒋介石的自我检讨还不够，得看它治下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

抗战八年打下来，国统区的法币已经撑不住了。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全国法币发行量总额是14亿元。

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法币发行量达到了5569亿元，膨胀了将近四百倍。重庆的物价指数在这八年间涨了2133倍，法币的实际购买力跌到了战前的万分之五。也就是说，战前能买一头牛的钱，到抗战结束时连一粒米都买不到了。

抗战结束之后，蒋介石没有停下来休养生息，全面内战接着打，军费开支更是个无底洞。到1948年8月21日，法币发行量达到了抗战前的47万倍，上海的物价涨幅达到了492.7万倍。

有人做过一个形象的对比：1937年，100元法币能买两头黄牛；1938年能买一头；1939年能买一头猪；1941年能买一袋面粉；1943年只能买一个煤球；到1948年，100元法币只值大米0.002416两。

上海大米的价格，1948年1月每市担是150万元法币，到了8月就涨到了6500万元，八个月翻了四十多倍。机关职员领了工资，拿到金圆券之后得马上换成银元或者美钞，稍微晚一点就要蒙受损失。

这就是国民党治下大城市的日常。农村的情况更不用说，地主收租子，佃农把收成的一半甚至六七成交上去，年景不好的时候连种子都留不下。这样一个经济烂到根子上的政权，拿什么去跟一个在根据地搞减租减息、搞土地改革的对手竞争？

1949年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数据摆在那里。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不到亚洲国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工业产量跟历史上最高年产量比，煤减少了50%以上，铁和钢减少了80%以上，棉纺织品减少了25%以上。全国的识字率低于20%，免疫接种率实际上等于零，人均寿命只有41岁。除了少数大城市，绝大多数农村没有电。

毛主席接手的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他没有蒋介石那种“美援”和黄金储备，但他做了一件蒋介石在大陆始终没做成的事：把土地分给了农民。仅这一件事，就让几亿农民站到了新政权一边。

然后是国家层面的工业布局。从1950年代开始，中国把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向重工业，鞍钢、武钢、包钢、一汽、洛阳拖拉机厂、沈阳机床厂，一个又一个工业项目在荒地上建起来。

到毛主席去世的1976年，钢产量从1949年的15.8万吨增长到了2046万吨，原煤从3200万吨增长到了4.83亿吨。1949年，全国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总值只有120亿元，到1979年达到了4892亿元，三十年的积累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的近四十倍。

通电率从1949年的微不足道，提升到了1979年的60%以上，一些最贫困的乡村也通了电。识字率从不到20%提升到了66%，超过80%的年轻人受过教育。人均寿命从41岁提高到了65岁。全国新建了大约一万座水电站，数亿人接受了预防免疫接种，婴儿免疫接种率接近100%。

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确实做了一件他在大陆一直没做的事：土地改革。

陈诚主持了台湾的土改，分三步走。第一步是“三七五减租”，规定佃农交给地主的租子不能超过收成的37.5%，以前台湾佃农一般要把收成的一半甚至百分之六七十交给地主，这一条直接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第二步是“公地放领”，把从日本人手里接收过来的公地卖给农民。第三步是“耕者有其田”，地主保留三公顷中等水田，超过部分由政府征收，再转卖给佃农。

征收地主土地的时候，政府给的补偿是七成的实物土地债券，加上三成的公营事业股票。台湾水泥公司、台湾纸业公司、台湾农林公司、台湾工矿公司这四家公司的股票，就是那时候发出去的。

这套办法确实让台湾农业恢复得很快，1950年代台湾农业就超过了战前最高水平。土地资本也开始向工商业转化，一部分地主拿了股票，摇身一变成了工厂老板，台湾后来跻身“亚洲四小龙”，土改是起步阶段的一个因素。

但台湾土改有一个前提，蒋介石在大陆没有。台湾的地主阶层跟国民党没有太深的政治绑定，陈诚拿着从大陆带过去的黄金和军队，推得动。在大陆的时候，国民党本身就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让蒋介石去搞“耕者有其田”，等于让他把自己的根基砍掉，他做不了。

而且台湾土改的规模跟大陆不在一个量级上。台湾全省耕地面积不到九十公顷，涉及的人口不过几百万。大陆有五亿多农民，这件事的复杂度完全不是一回事。

蒋介石在台湾反思了一辈子，他列出来的那些原因，军队纪纲败坏、党内腐朽、军民隔膜、教育失败，每一条都对，但他始终没有把最根子上的那条说出来：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从根子上就是跟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站在对立面的。

地主收租子，农民活不下去；法币滥发，城里人活不下去；接收大员搜刮，沦陷区的人活不下去。当所有人都活不下去的时候，这个政权就已经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毛主席走的是另一条路。把土地给农民，把工业建起来，把教育铺下去，把寿命拉上来。这些事一件一件做出来的时候，政权的基础就不一样了。

毛主席晚年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过一些话，大意是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只能靠自己，靠别人是靠不住的。他没有去假设蒋介石赢了会怎样，因为这个问题在他的逻辑里不存在，一个解决不了农民土地问题的政权，本身就赢不了。

历史已经把答案摆在那里了：1949年的中国选择了共产党，不是因为宣传做得好，是因为农民分到了地，工人有了工厂，知识分子看到了一个能独立自主的国家。这些事，蒋介石一件都没有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