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月，中南海附近，毛泽东和几名卫士散步时谈起干部作风，年轻卫士李家骥没想到，一句看似平常的问话，竟让他记了一辈子。

当时，“三反”运动正在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成为各级机关整顿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不久，许多干部从枪林弹雨走进城市，手中的权力、经手的钱物突然增多，能不能守住纪律，成了摆在每个人面前的考题。

毛泽东问李家骥，警卫部门有没有“大老虎”。李家骥回答说，大的不好说，小的倒是听说过：有人拿公款给亲属办丧事，也有人一顿饭花掉一百多元。

这在当时并不是小数目。普通战士的津贴有限，一顿饭的花费，可能抵得上一个战士很长时间的收入。李家骥越说越气，认为这些人见钱就拿，见物就占，已经不是生活作风问题，而是触碰了公家利益。

毛泽东听完，转头问他：“让你管钱管物，你敢不敢动？”

李家骥老实回答：“不动，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拿。”

毛泽东接着说，工作上的失误和经济上的错误不能混为一谈，前者可以在实践中改正，后者则涉及一个人的立场和操守。随后，他又提醒卫士们，不能被“糖衣炮弹”击中。

这番话并不复杂，却直指要害。李家骥后来回忆，毛泽东当时没有讲空洞的大道理，而是从身边的小事说起，因此格外容易让人警醒。对一个长期负责警卫、接触钱物和日常事务的工作人员来说，这种提醒比一纸规定更有分量。

李家骥出生于1932年山西盂县大吉村。1945年，他参加八路军，进入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工作。年纪虽小，服从命令、办事细致，很快成了机关里可靠的通讯员。

1948年春，毛泽东来到西柏坡后，中央机关的安全和通讯工作更加紧张。一次，李家骥外出领取物资，途中看到敌机突然轰炸驻地。房屋被炸毁，战友伤亡，这件事让他第一次真切意识到，机关工作人员同样处在危险之中。

不久，组织决定调他到中央机关学习和工作。李家骥起初很不情愿。他那时只有十几岁，总想着到前线打仗，不愿意留在机关里。身边同志劝他：“战士就要服从组织安排。”他虽然委屈，最终还是接受了命令。

到了西柏坡，他被安排在通讯班工作，负责送信、传达事项，也承担打水、洗衣和做饭等杂务。那时的生活条件很简单，机关人员常常忙到深夜，夜宵也成了李家骥工作的一部分。

有一天，他正在厨房里擀面条，门外传来一句：“好香啊，谁在做饭？”

李家骥抬头看见一位高大的首长，便答道：“是我。”

对方笑着说：“以后我也尝尝，行不行？”

李家骥连忙回答：“行，愿意为首长服务。”

那时他并不知道，站在门口的人正是毛泽东。直到后来参加机关组织的舞会，他才认出这位常从厨房门口经过、关心面条味道的首长。

舞会上，朱德也来到现场。李家骥鼓起勇气上前问候，朱德亲切地问他在哪里工作。对一个普通战士来说，能在近距离见到中央领导，并不是经常有的机会。正是在这些细节中，他逐渐进入了毛泽东身边的警卫工作。

警卫工作看似平静，实际责任极重。毛泽东有时临时决定外出，卫士既要执行指示，又要遵守安全规定。1952年春天，毛泽东曾要求李家骥准备车辆到郊外走走，并交代不要通知过多人员。

李家骥却没有简单照办，而是按照警卫制度向李银桥作了报告。消息传开后，保卫人员很快跟了上来。毛泽东看到身后的车辆，颇为不满，认为这样一来，原本普通的下乡走访变成了兴师动众。

到了马甸村，毛泽东进农户家里询问生产和生活情况，又到村民的菜地查看收成，还到区政府听取干部汇报。整个走访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内容涉及粮食、菜价、干部作风和群众意见。

回程时，毛泽东谈到下乡的意义：不能只站在高处听汇报，也要到群众中间了解真实情况。回到住处后，他仍批评李家骥提前报告，认为警卫人员跟得太多，影响了走访的自然状态。

李家骥解释，这是警卫工作的规定，也是自己的责任。毛泽东听后没有继续责备，只说责任不能全怪在他身上。对李家骥而言，这件事让他明白，忠于职守有时意味着既要服从领导意图，也要守住制度底线。

1961年，李家骥申请到大庆工作。毛泽东同意了他的请求，却劝他不要以“身边工作人员”的身份自居，到基层后要依靠组织和群众，踏踏实实做事。1961年12月，李家骥离开北京，前往大庆。

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3年，从少年成长为成年人，也从递送文件、照料生活的年轻战士，变成能够独立承担任务的干部。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李家骥一度无法回北京。直到1977年走进毛主席纪念堂，他才再次见到那位曾在西柏坡厨房门口问过面条、也曾在散步时追问“敢不敢动”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