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9日，北京天安门广场西侧，毛泽东在周恩来等人的陪同下走进刚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大厅尚未完全褪去施工痕迹，灯光却已经亮起。毛泽东站在主席台附近，抬头看见穹顶中央的红色五角星，周围灯盏如群星环绕，便笑着问道：“这个设计是谁想出来的？”

这句问话看似随意，背后却藏着一段紧张而繁重的建设历程。人民大会堂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大型建筑，它承担着国家会议、群众集会和外交活动等重要功能，还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前投入使用。时间紧，规模大，要求也高。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要在北京建设一批重大工程，为国庆十周年增添新的城市面貌。人民大会堂由此列入建设计划，地址确定在天安门广场西侧。

当时的北京，能够容纳数千乃至上万人的现代化会堂并不多见。新建筑既要庄重，又不能脱离人民立场；既要体现国家气象，也要考虑实用与耐久。彭真曾强调，设计思想要突出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单纯追求宏大外表。

设计工作一开始并不顺利。多位建筑专家分别提出方案，有的重视传统形式，有的倾向现代结构，意见互不相同。由于彼此顾及声望，讨论一度显得谨慎，真正尖锐的意见反而没有充分表达出来。

周恩来注意到这一点后，提出不能只依靠少数专家闭门设计，应当吸收青年建筑师，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随后，全国许多地方都参与到方案讨论中，设计稿、修改意见和技术建议陆续汇集北京。

争论最集中的地方，包括建筑位置、整体高度、与周边建筑的关系、屋顶形式以及广场两侧的布局。有人主张采用传统大屋顶，有人认为大型会堂应当形成更加简洁、开阔的外观。周恩来没有简单替专家作决定，而是要求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再根据功能和环境反复推敲。

1958年10月，方案进入进一步调整阶段。周恩来亲自查看图纸，还曾用简单线条勾画自己的设想。他尤其关注会堂内部的空间感：大厅净高很大，如果墙面与顶棚处理过于生硬，人走进去容易感到空旷冷峻。于是，设计人员在交界处采用弧形过渡，使墙面和顶棚形成连续的整体。

工程真正开工后，速度成为最大的考验。人民大会堂占地面积大，结构复杂，施工工期却不足一年。北京城的建设任务本已繁重，钢材、水泥、木材等物资也不宽裕，各地只能统筹调运。许多工人昼夜施工，相关单位则围绕材料供应、结构安全和施工精度不断协调。

快并不意味着可以粗糙。周恩来曾反复提醒，建筑不仅要赶上国庆节点，更要经得起长期使用。这个要求十分实际：人民大会堂建成后要承受大量人员活动，礼堂、宴会厅、会议厅和各省市厅的功能都不能只为外观服务。

内部装饰同样经过认真安排。1959年，傅抱石和关山月受邀创作大型国画《江山如此多娇》，悬挂在万人大礼堂北墙。作品取意于毛泽东的《沁园春·雪》，需要在一幅画中表现祖国山河的辽阔气象。

创作过程中，陈毅、郭沫若曾与画家交流。陈毅认为画面应当有长城内外、大河上下的开阔意境，不能拘泥于一处风景。郭沫若则提出，画中应有太阳。毛泽东写词时的时代背景已经发生变化，画面不能只停留在“雪”与“寒”的气氛里。这个建议后来成为作品构图的重要一笔。

人民大会堂的许多细节，都体现了建筑、政治与公共使用之间的结合。中央大厅的顶棚没有堆砌过多装饰，而是以红色五角星为中心，配以环形灯光。白天看，它突出庄严秩序；灯光亮起后，又让空间显得开阔而明快。

毛泽东在9月9日视察时，先后查看了礼堂、宴会厅和北京厅等处。听到这座建筑还没有正式定名时，工作人员介绍了“人大会堂”“万人大会堂”等几种称呼。毛泽东认为“人民宫”中的“宫”字不够恰当，随后提出：“就叫人民大会堂吧。”

名称确定后，毛泽东又走到主席台附近，注意到了头顶的星形灯饰。面对他的询问，工作人员回答：“这是周总理提出的。”毛泽东听后笑了起来。这个答案并不出人意料，周恩来长期参与工程决策，既了解建筑功能，也熟悉毛泽东对国家礼堂的设想。

1959年9月10日，人民大会堂正式竣工。它从图纸变成现实，靠的不是某一位设计师的灵光一现，而是建筑专家、工程人员、工人和各地支援力量共同完成的一项国家工程。那颗顶棚中央的五角星，也因此成为整座建筑最容易被记住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