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京城。年羹尧离开后，雍正帝没有立即将他拿下，而是把一道道旨意送往各地。此时的年羹尧仍掌握川陕军政大权，贸然动手，很可能牵动西北局势。雍正选择的办法，是先拆掉他的关系网，再收回他的兵权，最后让罪证自己汇聚到朝廷案头。

这场较量，早在对允禟的处置中便露出了端倪。雍正元年，允禟被调往西宁一带，名义上是随军，实际已受到严密看管。年羹尧负责当地军政，却没有把允禟的生活细节及时报明。允禟在西大通经营货物，出手阔绰，商人渐渐聚集，那里竟形成了一处颇为热闹的交易场所。

雍正对此十分警惕。他在给年羹尧的批示中反复强调：“不可让允禟买通地方将领。”这句话很重。皇帝担心的并不只是一个皇室成员做生意，而是允禟借助钱财和人脉，在边地形成自己的影响力。

年羹尧却没有完全按照旨意办事。河州守军查获允禟属下购买草料的人员后，他一度上疏弹劾，随后又替允禟解释。雍正看得明白：年羹尧不是不知道允禟有问题，而是不愿把事情做绝。两人之间，已经存在一层朝廷无法直接控制的私下关系。

雍正三年初，都统楚宗奉命前往西宁，接替年羹尧监视允禟。楚宗表态很直接：“臣心中只有皇上，到了西宁，必定严加约束。”此后，他连续报告允禟失礼、经商、抗命等情形。允禟面对责问，也曾说：“皇上怎么责罚都是应该的，我无话可说。”这些记录，成为朝廷继续收紧控制的重要依据。

有意思的是，雍正并未只把目光放在允禟身上。他真正担心的，是年羹尧、允禟以及川陕地方官员之间形成稳定纽带。年羹尧镇守西北多年，许多官员由他举荐，军队和地方政务都与他关系密切。若再加上允禟的皇室身份，便可能构成一个让朝廷无法轻易撼动的利益集团。

转折出现在年羹尧进京述职之后。雍正二年年底，青海战事告捷，年羹尧回京受到隆重接待。然而，他在王公大臣面前举止傲慢，面对行礼也显得敷衍，与皇帝相见时同样缺少应有的礼数。更让雍正不满的是，年羹尧在京期间频繁干预政务，仿佛功劳足以支撑他对朝廷发号施令。

雍正没有当场翻脸，而是公开说道：“难道朕是年幼无知的皇帝吗？”这不是普通的抱怨，而是向群臣释放信号：年羹尧已经从功臣变成了需要防范的人物。

不过，信号还不够。年羹尧掌握重兵，川陕又是西北门户，贸然扣留可能造成军心震动。因此，雍正让他返回驻地，同时开始分化其部属。湖广总督杨宗仁、河道总督齐苏勒等人，都先后收到带有试探意味的批示，被要求重新评价年羹尧。

对年羹尧关系最深的官员，也被逐一敲打。安徽巡抚李成龙与年家交好，儿子又在年羹尧部下任职，雍正便提醒他不要依附年羹尧。直隶总督李维钧是年羹尧举荐的人，雍正则暗示他逐渐疏远，不要让年羹尧察觉。

这种做法并非简单拉拢，而是迫使官员表态。李维钧随后连续上奏，列举年羹尧的诸多罪名，但内容空泛。雍正并不满意，直接指出，真正的弹劾必须有具体事实，不能只给人扣帽子。后来李维钧因牵涉年羹尧财产问题被革职，这也说明皇帝并不会轻易放过骑墙者。

军事上的安排更关键。雍正任命岳钟琪接替年羹尧，兼理川陕事务。岳钟琪原本由年羹尧提拔，二人有师生之称，但雍正以权位和前途相诱，使其看清双方力量变化。公元1725年四月，年羹尧被免去川陕总督，调任杭州将军，岳钟琪接掌西北重地。

与此同时，雍正又任命伊都立出任山西巡抚，控制太原、大同及河东盐务。盐务牵涉军费和地方财源，切断这条通道，等于从经济上限制年羹尧。伊都立与年羹尧有旧交，反而更适合暂时稳住局面。

文官方面，蔡珽成为突破口。此人曾与年羹尧不和，后因冲突被押解进京。雍正亲自审问，蔡珽提供了不少关于年羹尧的情况，随即被起用并不断升迁。胡期恒则不同，他拒绝迎合皇帝、揭发旧主，结果被革职下狱。两种选择，构成了鲜明对照。

罪证搜集也在同步推进。年羹尧曾指使陕西巡抚胡期恒弹劾金南瑛，雍正借此指责其任用私人。后来，年羹尧贺表中把“朝乾夕惕”写成“夕惕朝乾”，雍正抓住这个文字差错，公开宣称其中含有轻慢之意。此举未必是决定性罪证，却足以让群臣明白皇帝已经改变立场。

年羹尧回到西北后，雍正又在谢恩奏折上写道：“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随后连写六个“可惜”，既是警告，也是定性。等到川陕军政被重新安排，亲信逐渐离散，地方财源受到约束，年羹尧便失去了与朝廷抗衡的条件。

这套处置手段的核心，并不是一纸诏书，而是让年羹尧先失去人、兵、财三方面的依托，再用官员奏报和旧部证词补齐罪名。至雍正四年，年羹尧被押解审讯，最终于公元1726年被赐死。蔡珽后来也因贪纵等罪失势，曾经围绕年羹尧形成的那张网，至此彻底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