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尽管检方建议判处2年监禁，部分未被认定为跟踪骚扰，因此S.的刑期较短。还考虑到他患有“冲动控制障碍”。跟踪骚扰指的是持续、故意且非法侵扰他人私人生活，令对方感到恐惧。检方列举了S.在2019年至2025年间的一系列行为。法院综合这些行为，认定其构成跟踪骚扰，称其“严重且令人困扰”，对该女子及其女儿的生活造成重大影响。
S.曾因武器贩运被羁押。羁押期间，他向女儿寄出300多封信件和贺卡，邮票多为伪造。法院认为他清楚这些邮件也会被前伴侣看到。信件内容“冗长、情绪化”，对女方持负面态度。前伴侣曾错过一次让S.与女儿通话的安排，S.随后拨打她77次电话。法院认为，他此时与女儿联系“已不可能再是他的真正目的”。此外，他在获准离监期间前往前伴侣居住的公寓楼，在大堂与邻居合影，并拍摄她家的阳台。
S.还曾因女方使两人的女儿脱离共同监护为由，对她提出18次刑事报案，而他当时并无监护权。播出后，他多次在媒体和网络上负面评价前伴侣。法院指出，他将女方描绘为“一个心怀报复、出轨，并不惜一切代价阻止S.与女儿建立关系的女人”。法院还提到S.去年在一个名为“父亲行动”的封闭聊天群组中发布的信息。他写道：“我的斗争不是为了获胜，我的斗争是为了报复他们不让我见孩子，让他们的日子尽可能难过。”S.目前身在土耳其，未出席庭审。
亲密关系中的恐吓控制。尽管S.已被定罪，判决也揭示了通过刑法处理亲密关系中的恐吓和胁迫控制的复杂性。这类情况常涉及单独看来并不违法的行为，如频繁提起诉讼、报案，或向协助前伴侣的专业人员提出纪律投诉。在S.的刑事案件中，检方强调了这种“通过第三方实施的跟踪骚扰”。“代理人”甚至曾是此次刑事调查的代号。
法官对此并未采纳。法院指出，案卷未能显示S.针对前伴侣提起了多少起诉讼。法官还提到，女方同样发起过法律程序，认为S.提起诉讼的最终目的是改善自己作为父亲的法律地位，这一点“并非不可理解”。对于检方所称的滥用诉权，法院不予认定。法院也未能认定S.通过投诉相关专业人员，试图“撤走她身边的整个支持网络”。
法院唯一认定的间接跟踪骚扰行为，是S.多次以女方未遵守与女儿的探视安排为由，对前伴侣提出报案。荷兰政府正在起草一项法案，拟将胁迫控制列为独立罪名。法案草案说明明确将反复提起法律程序视为胁迫控制的一种形式。荷兰政府估计，该国每年约有20万人是胁迫控制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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