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飞

香港近年投入不少资源推动创科，如何让科研成果走出大学，成为企业愿意采用、市场愿意付费的产品和服务，仍是政策落实的重要一环。政府统计处资料显示，2024年本地研发总开支达357.72亿元，较2023年的330.06亿元增长约8.4%，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11%升至1.13%。投入持续增加，下一步自然要关心各方如何合作，以及投入能带来什么成果。按执行研发的机构划分，高等教育机构的开支为200.54亿元，约占整体56.1%；工商机构为139.06亿元，约占38.9%。全职等效研发人员有47210人，其中约66%在高等教育机构，31%在工商界。这反映香港科研活动较集中于大学，但须注意，执行研发的机构不等于资金来源，大学研发也不全是基础研究。这些数字值得思考，却不足以直接判定产学研合作失灵。

美国于2026年9月公布的“子午线计划（Project Meridian）”，提供了一个观察科研需求如何形成的例子。计划由美国战争部委托，首席技术官统筹，进行为期120天的未来战争研究，要求在2027年1月28日前提交建议。研究涵盖由地下至地月空间的作战环境，关注人工智能（AI）、自主技术、定向能、机械人及生物科技等发展。

这项计划引人注目，在于邀请SpaceX创办人马斯克、Anduril共同创办人拉基及众议院前议长金里奇担任共同主任，让企业技术经验与政策判断直接参与前瞻研究。不过，它目前仍是一项研究工作，不能据此宣称美国已建成新的产学研体制，更不能预先判定其成效。

其中一个不能忽略的角色，是非牟利研究机构MITRE。其营运的联邦资助研发中心——国家安全工程中心，负责管理及指导计划完成，召集商业、政策与技术专家，并由MITRE撰写不超过30页的独立非机密报告，另附机密附件。这种安排的参考价值，是在需求方与商业企业之间，加入具系统工程能力的研究机构，协助整理意见和分析技术选择。

参与者的产业经验确有实际基础。SpaceX在2026年5月获美国太空军授予两项合计64.5亿美元的协议，分别涉及太空数据网络骨干及天基空中移动目标指示计划；Anduril则在2025年获得为期10年、最高6.42亿美元的反无人机系统合约。这些金额说明企业承接工作的规模，并不等同已实收收入，也不能代替履约与交付成效的检验。

美国政府、企业和大学之间的科研合作由来已久，子午线计划不能被理解为企业首次进入科研规划。它值得香港留意的，是企业能否在研究方向尚未确定时提出工程与应用问题，以及独立研究机构如何协助判断。至于大学如何承接后续研究、各军种实验室如何验证和应用，仍须看具体安排。

香港借鉴这种思路，首先可以把应用需求说得更清楚。医疗机构、公营服务部门及企业，可在科研立项前提出有待解决的问题，同时交代成本限制、测试条件和验收要求，研究团队才有条件评估方案，也可及早发现技术以外的障碍。涉及病人资料、跨境使用或设备认证的项目，尤其需要使用者提前参与。

现有的100亿元“产学研1+计划”，以配对方式支持大学成果转化，原定目标是不少于100支团队，每项资助1000万元至1亿元。现行制度已有技术及商业评审，督导委员会亦包括产、学、研人士。政策下一步可在此基础上，加强使用者参与、试用场景及后续采购的衔接，减少团队完成原型后仍找不到首批客户的困难。

其次，产业参与宜向科研前端延伸，但要保留独立判断。企业最清楚成本、供应链和客户需求，也会有自身商业利益。若让潜在承包商参与方向建议，便应配合利益申报、回避安排与独立评审，避免公共资源过度集中于少数公司的技术路线。同时，基础研究仍须保留探索空间，不能要求每个课题在短期内证明商业回报。

香港已有可供深化的支援。企业支援计划截至2024年2月底获评审支持的项目，涉及基金约6.47亿元及企业约7.08亿元。大学科技初创企业资助计划在2024/25财政年度支持145间科技初创企业，拨款承担额约9420万元；另据《香港年报2024》，截至2024年底，累计已有539间初创获批资助，相关企业研发得出逾2300项知识产权。这些计划已有一定规模，往后评估应更关心产品是否持续获采用，以及企业能否在资助结束后继续发展。

第三，应加强独立技术评估与成果转移的专业支援。MITRE的安排提示我们，科研合作需要有人把企业需求转成可研究的问题，也需要有人评估不同方案。香港可善用现有研发中心与大学技术转移部门，为团队提供测试、工程、授权及商业谈判支援，减少研究人员逐一摸索的成本。

本港已有具体转化成果。中大2024/25年度知识产权收入约1.27亿元，批出授权80宗；理大同期专利申请增长37%至554项，授权总数增长24%至249项；科大及其InnoHK中心持有的专利中，约31%已获应用。这些指标口径不同，不宜直接比较，却说明香港有值得累积的实践经验。“产学研1+”亦已订明，团队或发明人应享有项目期间所产生知识产权不少于70%的相关收益，往后可着重提高授权安排的清晰度和处理效率。

最后，科研人才的流动需要更多具体渠道。既然本港约三分之二全职等效研发人员集中于高等教育机构，可进一步透过联合研究、产业博士及企业实习，让研究人员接触产品开发、认证和生产要求，同时让企业工程人员参与大学研究。人才对接应以共同解决问题为目标，并为学术及产业两种发展路径保留空间。

香港与美国国防科研的需求、资源和采购制度差异甚大，借鉴必须有所选择。子午线计划尚待交出成果，香港可以先研究其组织前瞻判断的方法，进一步把需求提出、技术评估、测试应用和人才培养接起来。每个环节有人负责、有条件落实，增加的科研投入才更有机会转化为长远产业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