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写写“诗圣”杜甫这个人。

没人否认杜甫是爱国的。而且，杜甫的爱国跟“爱中国不爱大清”的孙文还不一样，杜甫是“爱中国也爱李唐皇室”，杜甫名诗《登楼》中诗句“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中可以证明。另外，安史叛军攻克长安的时候，杜甫就在长安城中，他没有像王维那样接受伪职，而是坚持对李唐皇室的忠诚，寻机会逃出了长安，去投奔李唐皇帝。后来，他听到安史之乱平定的消息，还非常高兴地写下了《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来表达自己那“与朝廷一致”的喜悦心情。

但杜甫的一生却可谓是“郁郁不得志”的一生。他的青壮年时期在大唐的“开天盛世”中度过。别人写诗，或讴歌盛世，或赞扬朝廷开疆拓土，杜甫却写诗关怀民间疾苦，表达对朝廷开边黩武的不满，这显然是不被朝廷待见的。

从开元到天宝，安禄山起兵反叛之前，大唐确实是盛世。但盛世，就没有民间疾苦了么？

李林甫、杨国忠是绝不喜欢有人在盛世竟然不高唱颂歌粉饰太平却写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诗句的。他们认为这是在为盛世抹黑。但杜甫被称为“诗史”，他写诗是反映他所生活的现实世界的，他写的就是事实。这些事实虽然与“盛世”的基调并不和谐，但事实就是事实，他就把事实写下来。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两句诗出自杜甫名篇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诗写于大唐天宝十四载的十月或十一月，写于安史之乱爆发的前夜或者安史之乱已经爆发但消息还没传到长安，安禄山是在这年十一月起兵造反的。

所以杜甫的这首诗已经不是“抒写民间疾苦”、“揭示社会问题”，而是俨然一种“盛世危机”的警示。但在当时杨国忠做宰相的大唐，写这样的诗只会不讨人喜欢。

杜甫第一首写“盛世民间疾苦”的诗是《兵车行》。天宝年间，唐朝与南诏开战，唐军作战不利，损兵折将，唐廷征发长安附近的“良家子”入伍补充兵力。杜甫写了被征发的壮丁与家人作别，哭声震天的惨状；并更深一层揭示了皇帝开疆拓土消耗国力、民力，影响生产的消极影响。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载：“天宝十载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大败于泸南。时仲通将兵八万，军大败，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

事实上，的确是在南诏的巨大损失让唐朝武装力量遭到削弱，才给了安禄山造反的可乘之机与勇气。

《兵车行》写于天宝十载，四年后，安禄山才起兵造反。如果唐朝能够在杜甫这首诗之后及时罢兵息戈、休养生息，或许能避免安史之乱。谁知道呢？

安史之乱前，杜甫抒写“盛世危机”的诗，比较著名的还有《丽人行》，这首诗写了盛世下的大唐，统治阶层已经“脱离群众”，底层百姓穷苦困顿，杨家姐妹豪华奢侈。如果唐廷能够意识到这些社会问题并作出应对，危机是否就能够避免，谁知道呢？

但对杜甫来讲，写这种东西是对他个人仕途不利的。别人都在大赞“盛世气象”、歌舞升平，杜甫却总是给人泼冷水，给盛世“挑刺儿”。

与杜甫命运类似的还有一个高适。动画片《长安三万里》生动地反映了高适多次“碰壁”的经历，也是仕途不得志。开元、天宝年间，大唐兵威赫赫，高适却看到了军队里“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不和谐场景”。这样总是“眼睛盯着缺点看”的人，怎么可能讨领导喜欢？

从个人仕途方面来讲，高适是幸运的。安史之乱爆发后，乱世的朝廷必须把“现实主义”放在第一位，平定叛乱就得需要“能打”的人，高适很能打，最终凭借军功获得了节度使的实权高位，被封侯。

杜甫就不行了。他没高适的能力，所以不能升官，但他仍然有对李唐皇室的忠诚，有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有对民间疾苦的关注，有一颗做人的良心。他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写了更多反映战乱带来灾祸、反映民间疾苦的诗，比如著名的“三吏三别”， 《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催人泪下，发人深思。

杜甫生前是籍籍无名的。

杜甫死去之后，再过个五六十年，唐朝历劫中兴，玄宗、肃宗等人早已作古，人们开始检讨前代在政治上所犯下的过错时，才能懂得杜甫的好。

当时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底层民生”与“朝廷稳固”之间是“互相依存”的关系，出现了白居易、元稹等一批抒写民间疾苦的诗人。我们都读过白居易的《卖炭翁》。

白居易他们很快发现在开元、天宝年间竟然早就存在一个他们的“同类”，也同样关注民生疾苦、提醒朝廷忧患意识，那就是杜甫。在元、白他们的推崇下， 经历过安史以来的苦难的社会中上层文人，才开始慢慢接受杜甫的诗歌。

只不过，经过多年战乱，唐朝已经彻底走了“下坡路”，再也无力回天。这不由得让人发问一声：如果在开元、天宝的盛世时代，唐廷也能重视杜甫的诗，重视杜甫诗中反映的社会问题并加以改正，盛世的大唐可是有足够的国力来做这种事，而不是认为杜甫的诗是在“与盛世唱反调”，是否就能让大唐有一个更好的历史走向呢？

可惜的是，历史没有假设，太阳底下也没有新鲜事，世人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世人从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大唐殷鉴不远，后世的大宋、大明、大清仍然不会吸取大唐的教训，仍然骨子里厌恶反感那些“在盛世中竟然不歌功颂德、竟然还去抒写民间疾苦”的人。正如与杜甫一样活在大唐的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写的那样：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