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邓飞

香港近年大力推动“产学研”合作，由InnoHK、“产学研1+计划”，以至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政策方向十分清楚：香港的大学科研不能只停留在论文，而要进一步完成成果转化、商品化和产业化。

最新施政报告同样提出加强企业作为创新主体，打通研发、测试、应用以至市场化的创新链。要真正做到这三位一体，着实不容易。

近日美国战争部公布“子午线计划”（Project Meridian），正好提供另一个值得观察的案例。不少报道把焦点集中在3名共同主持者：SpaceX创办人马斯克（Elon Musk）、国防科技公司Anduril创办人帕尔默．拉基（Palmer Luckey），以及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Newt Gingrich）。3人的组合当然抢眼，但如果只把“子午线计划”理解为邀请几个科技名人替五角大楼出谋献策，恐怕低估了这个计划背后的制度意义。

首先必须说清楚：“子午线”并不是一项新的武器研制计划，而是一项只有120天的“未来战争研究工程”。按照9月30日公布的备忘录，计划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未来战场究竟会变成什么模样？美军需要什么武器、科技和作战能力？现有能力又存在什么缺口？研究范围由人工智能、自主系统、定向能、机械人、生物科技，一直延伸至地下空间以至地月空间。研究结果须在2027年1月28日前提交，并形成公开报告及机密附件。这种做法最值得注意的，其实是一条由“需求”倒过来牵引科研和产业的链条。

先找出问题，再组织技术解题

传统科研模式往往是大学先有研究成果，再思考可以用在哪里；“子午线”则首先由最终使用者--军方--提出问题：10年、20年后究竟要打什么仗、缺什么能力，然后再由科研机构、科技企业和政策专家共同寻找解决方案。换句话说，不是“有什么技术便找什么用途”，而是“先找出问题，再组织技术解题”。

更具代表性的，是战争部委托MITRE执行这项计划。MITRE并非一般军火商，而是非牟利机构，营运多个“联邦资助研发中心”。这类机构本身不能像企业一样争夺产品生产定单，却长期介乎政府、学术界与产业之间，替政府进行系统工程、技术评估、整合及长期研发规划。今次由MITRE旗下National Security Engineering Center统筹，正好扮演“研”与政府之间的桥梁。

再看“产”的一边，马斯克代表SpaceX这类把商业科技大规模应用于国防及太空领域的企业；拉基的Anduril则代表新一代Defense Tech企业，以AI、自主系统、感测器和无人平台挑战传统大型军工承包商模式。计划参与者还包括科技企业家、投资者、技术专家和政策人士。这说明美国正在做的，并不是简单的“政府资助大学、大学把技术卖给企业”，而是把政府、科研机构、初创企业、大型科技公司、资本以至前线使用者，一开始便拉进同一个问题框架。

吸科企参与，发明变成可用系统

然而，真正决定产学研能否一体化的，是科研成果能否走完“研发－原型－测试－采购－规模化部署”这条路。美国近年国防创新改革，恰恰补这一环。如Defense Innovation Unit利用Commercial Solutions Opening和Other Transaction机制，可直接吸引传统军工体系以外的科企参与，一些原型合约可以在60至90天内批出；成功完成测试的产品，更可以进一步进入大规模采购。换言之，军方不只是科研项目的“资助者”，更是产品的第一个测试者和第一个大客户。这才是“子午线计划”真正值得研究的地方。

它未必能在120天内准确预测未来战争，更不能保证每一项科技判断都正确。由大型科技企业负责人直接参与定义未来能力需求，也自然存在利益冲突、技术路线过度受到企业影响等问题。因此，MITRE这类不能参与产品竞标的中介机构，某程度上正是制度上的一道防火墙。但从产学研角度看，它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科技创新最困难的阶段，往往不是“发明”，而是把发明变成可以真正使用的系统。

科研连接产业，应用决定成败

香港的大学科研能力并不弱，“产学研1+计划”最高每个项目资助1亿元，政府亦正增加中游成果转化和新型工业化投入。下一步值得思考的，也许不只是再增加多少科研资助，而是能否建立更多“需求牵引”机制：由政府部门、公营机构、医院、机场、港口、建筑、金融及大型企业提出真实问题，再让大学、科研院所和科技企业共同竞逐解决方案，完成原型后立即进入真实场景测试，成功者再获采购和市场放大的机会。

“子午线计划”研究的是未来战争；香港当然不需要照搬其军事内容。但它背后那套“由需求定义科研、由科研连接产业、由应用决定成败”的方法，对正在努力把科研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香港而言，反而比任何一件新式武器更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