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10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于官网阐明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明确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不预设汇率目标，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

在这篇文章中，央行回顾了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的整体表现，并就我国汇率制度的主要特征、经常账户顺差与汇率的关系、全球经济失衡的深层次因素作出说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以问答形式整理了七大要点。

问：中国实行怎样的汇率制度？有哪些特征？

答：中国实施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国的汇率制度有以下几大特征：

一是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经营主体基于商业原则自主参与外汇交易，市场供求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人民银行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保持汇率弹性和双向浮动。2017年后，中国人民银行退出常态化外汇干预。

二是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中国人民银行在特定情景下，如疫情突发或重大外部冲击时，会运用宏观审慎管理工具进行调节和预期引导，乃至在极端情景下直接进行外汇干预，校正市场的“羊群效应”和非理性预期，尤其是非理性贬值预期的自我强化，防止汇率短期破坏性超调。

三是不断增强汇率政策透明度。2016年起，中国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以更高的国际标准发布国际收支及相关外汇数据，持续提升发布数据的维度和频率。中国积极响应国际组织倡议，自2027年起将进一步向IMF报送外汇相关数据。

问：近年来人民币汇率表现如何？怎么看人民币汇率未来走向？

答：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在国际主要货币中总体保持强势。从双边汇率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2005年7月汇改的8.27元升值至当前的6.7元左右，累计升值23%。从多边汇率看，2005年汇改以来，国际清算银行测算的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超50%，实际有效汇率升值35%。

2010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汇率弹性明显增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历三轮升值周期和三轮贬值周期，总体运行在6.04-7.35元的宽幅区间，每轮升贬值周期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均在10%以上。

202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有序升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约9%。特别是2026年以来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较快上行，非美货币普遍贬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延续升值走势。向前看，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较为多元，推动升值和贬值的因素都存在，汇率走向还有不确定性。

问：中国是否会通过推动汇率贬值来获取贸易竞争优势？

答：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中国是负责任大国，在过去多轮次、高强度外部冲击中，从未搞竞争性货币贬值，从未顺势推动人民币贬值来促进出口。19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部分国家货币大幅贬值，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在维护地区经济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许多国家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人民币保持了基本稳定。

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历史上全球主要贸易顺差国基本都是产业竞争力比较强的国家。中国贸易增长得益于4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超大规模的市场，完备的产业链和基础设施体系，丰富、高素质、勤奋工作的劳动力资源，持续研发创新能力。

近年来中国贸易的一个重要结构性变化，是对汇率变化的敏感度明显下降。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出口结构转型升级，从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向中高端、多样化产品转变。从贸易相关的金融服务看，外贸企业更多使用汇率避险手段，约30%的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企业外汇套保比例也达到30%左右，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未来这些比例还有望进一步提升。

全球外汇市场交易体量巨大，很难持续干预并影响外汇市场。2025年全球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近10万亿美元，其中人民币日均外汇交易量超过8000亿美元，离岸市场交易占比约80%。每一笔交易都在影响汇率走势，中央银行基本不具备影响汇率中长期走势的干预实力，一国也不可能通过长期压低汇率就能持续增强贸易竞争力。

问：经常账户顺差一定意味着人民币低估吗？

答：从实际看，经常账户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线性关系。一方面，经常账户顺差并不必然意味着本币汇率低估、需要升值。近年来，日本、瑞士、德国等不少经常账户顺差国，本币汇率有所贬值。

从中国情况看，经常账户顺差流入的资金又通过企业、银行等对外投资运用到全球，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经常账户顺差并不一定推动本币升值。另一方面，经常账户逆差也不必然意味着本币贬值。美国长期存在大额经常账户逆差，但美元总体维持强势。

汇率是货币之间的一种比价关系，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重因素影响。分析汇率变化，不仅要看货物贸易，也要看服务贸易；不仅要看经常账户，也要看金融账户；不仅要关注经济基本面因素，也要关注预期等因素。

从贸易渠道看，历史上，贸易渠道曾在汇率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不断推进，全球贸易量占全球外汇交易量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的约1/35下降至2025年的1/70，贸易和汇率的关联性逐渐下降。

从金融账户看，本世纪初以来，随着各国金融资产不断累积，金融资产估值变化和跨境资产配置对全球失衡的影响加大，外溢效应增强。2026年上半年，韩国在AI发展热潮中经常账户顺差大幅增长，但韩元却持续贬值，也主要受资本流动的影响；同期，日本经常账户顺差有所增长，但日元亦持续走弱。

从预期看，2025年有关国家发起关税摩擦，影响了市场预期，尽管同期中国保持较大规模经常账户顺差，但汇率依然承压。近期，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反复博弈，加剧市场不确定性，一旦出现局势升级的消息，便会引发国际油价上涨，并导致一些石油进口国货币贬值。

问：有观点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应如何看待？

答：历经长期发展，均衡汇率评估模型繁多，但理论基础、数据、参数和计量方法各异，加上汇率影响因素复杂，测算难度大，结果差异大，难有共识。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

将IMF外部平衡评估（EBA）结果作为人民币低估依据，是曲解和误用。EBA是外部失衡分析工具，并非专门均衡汇率模型，含经常账户模型、实际有效汇率模型和外部可持续性方法三个模块。核心是经常账户模型，通过测算经常账户缺口倒推实际有效汇率偏离，隐含线性因果假设。三种方法结果差异大甚至相反，单一方法可信度不足。

IMF评估涉及实际有效汇率，不应曲解为名义汇率，更不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实际有效汇率由名义有效汇率和相对价格决定，更多反映供需和结构因素。IMF对华建议主要是扩大内需等结构调整，而非推动人民币升值。

问：还有观点将全球经济失衡简单归因于顺差国，这是否合理？

答：全球经济失衡是产业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各国投资储蓄缺口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是顺差国或逆差国单方面的责任，需要各方共同应对。

近几十年来，全球主要顺差国不断轮换，主要逆差国始终不变，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固有矛盾有关。在单一主权货币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能够较长时期实施债务和财政扩张，支持高消费和低储蓄，并由此形成长期贸易逆差。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该国的财经约束和制造业竞争力，增大债务和国际收支风险。

部分国家贸易竞争力下降反映了自身的结构性困境。有的经济体能源成本长期高位运行，制造业成本高企，基础设施发展滞后，监管政策僵化，创新与数字化投入不足，工业发展陷于路径依赖，削弱了本国产业国际竞争力。

各国都应推动自身结构性改革。逆差国应着手进行财政整顿，提高本国储蓄率和产业竞争力；顺差国应推动消费和投资增长。个别国家将复杂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经济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于人民币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无助于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背景下的政治性操作。

中长期政策承诺更有利于稳定预期。各国应制定中长期政策方案，作出明确承诺并坚定执行，避免来回“翻烧饼”。试图在一到两年内解决全球经济结构性问题并不现实，政策短期急转可能适得其反。例如，2025年的全球关税摩擦引发“抢进口”，加剧失衡并损害全球经济增长。

问：中国下一步在推动全球经济动态平衡方面准备怎么做？

答：中国会坚定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战略方向和重点举措，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新一轮全球经济动态平衡贡献力量。

坚持内需主导，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完善营商环境，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公平竞争环境。

注重科技创新，促进生产率提升。推动经济包容性增长，着力提高居民和家庭可支配收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

稳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全球制造大国基础上加快成为全球需求核心市场，以中国大市场为世界各国提供新机遇。加强国际经济金融合作，积极参与和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完善，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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