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4日，长沙城内，程潜、陈明仁面对一封即将发出的通电，作出了影响湖南局势的决定。此时国民党政权节节败退，桂系白崇禧仍控制着华中南部，长沙表面平静，实际已经处在风暴中心。

程潜不是普通将领。抗战胜利后，他曾在重庆同毛泽东见面，双方谈及湖南前途。毛泽东当时留下过一个意思很明确的判断：局势若能通过谈判解决，湖南可以避免战火；若大局难以挽回，也应尽力保全湖南百姓。

这层交往，后来成为程潜转变的重要背景。1948年担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后，他逐步减少征粮征兵，释放部分政治犯，试图让地方脱离蒋介石、桂系之间的军事争斗。对一名国民党高级将领而言，这种做法并不轻松，既要承受内部压力，也要防备各方猜疑。

中共湖南地下组织没有急着公开接触，而是通过程潜的亲属、旧友和地方人士传递信息。程星龄、方叔章等人，在沟通中发挥了作用。谈判最难的一点，是程潜担心自己被列为“战争罪犯”。这个顾虑若不能消除，所谓和平就很难落到纸面上。

1949年1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解决国内战争的条件。程潜基本赞同，唯独对惩办战争罪犯一条犹豫不决。地下方面明确表示，只要他真正走和平道路，就不会把他同顽固坚持内战的人混为一谈。这个表态，打消了程潜的一层疑虑。

陈明仁的态度更复杂。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曾在四平作战中同东北人民解放军激战，和林彪有过正面较量。可是，蒋介石集团内部的猜忌与排挤，也让他逐渐感到，自己并未得到真正信任。

有一次，章士钊转达毛泽东对四平旧事的看法，大意是双方当时各为其主，交战本属军人职责，不必把旧账带到新的政治关系中。对陈明仁来说，这种态度颇为关键。他担心的不是个人荣辱，而是起义之后部队如何安置、官兵能否保全。

1949年6月，程潜秘密提出谋求湖南局部和平的意见。毛泽东阅后作出积极答复，表示军事小组、联合机构以及原有部队整编等设想都可以商谈。程潜看完回信后说：“这真是湖南人的喜信。”这句话并非场面应酬，而是他判断形势后的真实反应。

8月3日晚，程潜在长沙官邸召集有关人员商议细节。次日下午，三十七名国民党军政人员联名发出通电，宣布脱离广州方面的指挥，接受和平解决湖南问题的方针。程潜、陈明仁的选择，使湖南局势出现转折，数万官兵也随之进入重新整编的关口。

不过，起义并非一纸通电便能彻底完成。部分部队受到桂系方面传单和命令影响，出现离散和南撤。白崇禧试图利用这一混乱，把起义部队重新拉回自己的控制之下。程潜随即向人民解放军方面求援，长沙的安全也成为必须迅速处理的军事问题。

关于标题中“调两个王牌师归你指挥”的说法，后来的文章多有形象化转述，不能简单当作毛泽东当日电文的逐字原话。可以确认的是，人民解放军迅速调集主力南下，既保护长沙和起义人员，也准备追击南撤部队。四野第40军、第46军、第49军等部相继投入行动，规模远不止象征性的支援。

这项部署背后有更深考虑。长沙起义若能稳住，湖南便可成为向华南推进的支点；若让白崇禧接走或整合叛离部队，桂系就可能凭借衡阳、宝庆一线继续组织抵抗。因此，解放军南下不是简单接管城市，而是要把政治争取同军事打击连在一起。

9月中旬，衡宝战役展开。四野第12兵团集中多个军向衡阳、宝庆方向推进，白崇禧则调集桂系精锐第7军准备增援。10月初，解放军第45军第135师在灵官殿一带快速突进，因联络中断而一度脱离主力，陷入敌军包围。

这种局面十分危险。第135师没有仓促后退，而是迅速抢占要点，依托村落、田埂和高地组织防御。桂系第7军连续投入兵力，企图先吃掉这支孤军。战斗持续两昼夜，双方在黄土铺一带反复争夺，解放军最终撕开包围，并攻入第7军指挥区域。

10月10日，解放军发动总攻，从多个方向压缩桂系部队。第7军几个精锐师被分割包围，指挥系统逐渐失灵。到10月中旬，衡宝战役基本结束，白崇禧率残部退向广西，湖南南部的军事格局由此改变，人民解放军继续向两广推进。

程潜、陈明仁随后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对陈明仁而言，局面变化尤其具有冲击力：几个月前，他还是解放军的对手；此时，他的部队已经进入人民解放军序列。毛泽东在接见时并未反复追问四平旧战，而是着眼于部队改造和今后职责，这种处理方式有助于稳定起义将领及其旧部的心态。

长沙起义的价值，不仅在于少打一场城市攻坚战，更在于它切断了湖南同桂系军事体系之间的联系。程潜提供了政治转折，陈明仁稳定了相当一部分部队，四野主力则把这次转折迅速扩大为战场胜势。湖南由此避免了更大规模的兵燹，华南战局也被推入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