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4年4月，上海华东医院，贺敏学赶到病房时，妹妹贺子珍已经高烧不退，神志也不太清楚。病床上的老人认出哥哥，艰难地说：“哥哥，我估计不行了。”
这句话，让贺敏学心里一沉。兄妹二人相识相伴多年，他太清楚贺子珍的身体状况了。中风、糖尿病、肝功能衰竭，再加上多种并发症，已经把这位饱经风雨的革命者拖得十分虚弱。
贺子珍的女儿此前曾打电话告知病情，说姑妈持续发烧，并伴有出血症状。贺敏学当时正在处理江西方面的工作，接到消息后，相关方面很快安排他前往上海。到了医院，他看到的已经不是普通病情反复，而是一次极其危险的病变。
陪护人员试图安慰她：“上次也是这样，慢慢就好了。”这话是安慰，也是希望。遗憾的是，病情并没有转向好转。4月18日，贺子珍体温突然升至40摄氏度，被紧急送入抢救室。
4月19日17时，医生宣布贺子珍去世，终年75岁。消息传出后，悲痛的不只是家人。她的一生与中国革命早期的许多重大转折相连，井冈山岁月、长征经历以及长期承受的伤病，都使她的身份远非普通离休干部可比。
真正让家属感到为难的，是身后安置问题。
贺子珍晚年长期生活在上海，上海方面有领导提出，可将她的骨灰安放在龙华烈士陵园。这个建议并非没有依据：她在上海居住多年，生活照料也主要由当地承担，安置于上海，看起来顺理成章。
但贺敏学听到后，当即表示不同意。他的理由很明确：妹妹虽然长期住在上海，却不是上海地方干部，而是由中央管理的老同志。她的女儿李敏在北京，毛泽东的遗体也安放在北京，贺子珍的骨灰理应送往北京。
据相关回忆，贺敏学当时情绪十分激动。他并不是否定上海对妹妹的照顾，而是认为，安放地点涉及身份、家庭和历史关系，不能只按居住地来决定。用今天的话说，问题不在“葬在哪里方便”，而在“由谁来作决定”。
上海方面也因此陷入两难。这样的事情，既不能擅自决定，也不便仅凭地方意见处理。很快，情况报送中央。中央办公厅接到请示后，向邓小平作了汇报。
邓小平没有把这件事当作一般丧葬事务处理。他明确表示，贺子珍身份特殊，后事安排不能马虎，并作出两项决定：骨灰安放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央领导同志送花圈。
这个决定，实际上确定了贺子珍身后事的规格，也回应了贺敏学最关心的问题。听到安排后，贺敏学十分感动，含泪说道：“小平同志对我们贺家是了解的……”
贺子珍遗体火化后，骨灰由专机送往北京。安放仪式由李敏参加，贺敏学因为悲痛过度，没有出席。亲人回忆，他那段时间常常独自看着妹妹的照片，久久不说话。
这场安置风波，看似只是地点选择，背后却牵涉新中国成立前后对革命老同志身份的认定。贺子珍长期居住上海，是生活事实；她属于中央管理的革命干部，则是组织关系和历史身份。两者并不冲突，却不能混为一谈。
有意思的是，贺敏学后来也没有安葬在北京。1988年4月26日，他因病去世，终年84岁。根据其生前遗愿，骨灰安置于井冈山烈士陵园。有关悼词中，中央还特别加上了“革命家”这一称谓。
兄妹二人的身后安排，一在北京，一在井冈山，地点不同，所对应的却是同一段革命经历。对贺子珍而言，北京体现了中央对她身份的确认；对贺敏学而言，井冈山则是他参加革命、与妹妹共同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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