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热情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事”。延安那边分析了几个通宵——去，人身安全没保障；不去，内战的责任全扣在你头上。毛泽东最后拍了板：去。

这哪是去“喝茶”，分明是赴一场鸿门宴。但毛泽东毅然去了。为什么他能平安回来？除了“弥天大勇”，还得靠一个人——周恩来。那43天里，周恩来基本没睡过一个整觉，简直是把命别在裤腰带上护着主席。

到了重庆，吃饭是个大问题。周恩来给警卫员下了死命令：“要机警细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主席的安全，不许有任何一点疏忽。”

宴会上，只要有人向主席敬酒，周恩来马上抢前半步挡在前面：“毛主席的酒量有限了，我来代了，我来替他……”他的逻辑特别实在——怕酒里有毒。他私下跟工作人员说：“我是怕有人在酒里面放毒，放毒药。”声音轻得像耳语。这话听着轻描淡写，细想后背发凉。

那段时间，周恩来替主席挡了多少酒？说不清楚。9月2日中苏文化协会举办鸡尾酒会，到场有三百多人，沈钧儒、郭沫若、冯玉祥、陈诚、陈立夫全都在那里。

人们举着杯子涌到他面前来，周恩来站在毛泽东的身边寸步不离，还专门跟警卫人员说：“你们不要管我，保证主席的安全。”当主客举起酒杯的时候，周恩来就把毛泽东的杯子拿到自己的手里一饮而尽，再迅速把酒杯递回给毛泽东。

敬酒的人一圈又一圈，一个圈子又一个圈子，周恩来从容不迫地拿着杯子，一杯又一杯。谁也不知道那天他到底喝了多少杯。在场的人都心疼得流眼泪了：“你这是拿自己的命来保卫主席啊！”

第二天，重庆的报纸上刊登了一条特别损的话：“一个周恩来的力量就打倒了整个国民党的军队。”。

周恩来的酒量是相当大的，长征路过茅台镇的时候，他用一两多的杯子喝了二十五杯茅台。许世友也跟他拼了两次茅台，从椅子上滑了下来，周恩来还是一样没事人一样。但是他的酒量再大，也架不住一场接一场的宴会吧！

在重庆谈判期间大大小小的宴会排了二十多个，蒋介石一个人请了九次。每一次都有人在端着杯子围上来。周恩代毛泽东喝一份，自己再喝一份，一场宴席下来也能灌进去两三斤。

在喝完酒之后，他们还要开个会。毛泽东的精力特别旺盛，他很少睡觉，当他醒着的时候周恩来从来都没有睡过觉。当毛泽东睡着了的时候，周恩来还在听报告，布置第二天要做的事情。在他喝酒来不及吃菜的情况下，几杯甚至十几杯酒下去了才能夹上一筷子菜，新的敬酒又来了。

除了挡酒，饭菜也是先让周恩来看着没有问题了才让主席动筷子的。主席睡下了，周恩来在对面只穿袜子走路，怕弄出声响来。这样细致的服务，在现在就是顶级的私人助理加贴身保镖再加上首席试毒员一起工作了。

当然，除了周恩来以外，还有其他的人也在为保护毛泽东的安全而尽心尽力。

张治中将军把自己的公馆“桂园”腾出来给毛泽东住，全家老小搬到一个破旧平房去住，只留下一句话：“保卫毛主席的安全要胜过我十倍。”周恩来考虑八路军办事处离市区太远了，在红岩周围特务很多的时候，就向张治中提出让毛泽东住在“桂园”的要求。

张治中当即答应了。《双十协定》签订以后，张治中亲自护送毛泽东返回延安，在车上的时候，毛主席诚恳地对他说：“文白先生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

“一虎二龙三老鼠”——龙飞虎、陈龙、颜太龙、齐吉树、舒光才、戚继恕。这六个人政治可靠，枪法精湛，警卫的经验也很丰富。

毛泽东住的时候，他们拿着上膛的枪随时警惕周围的情况。住在蒋介石官邸林园的头两夜，几个人轮流瞪着眼睛坐到天亮。搬进桂园之后，周恩来把毛泽东睡的床、坐的椅子挨个检查了一下。因为警卫的力量不够了，他又把原先在重庆做地下工作的龙飞虎调过来，带着三把手枪出门了。

周恩来笑着跟民主人士讲：“我们不仅有‘二龙一老虎’来保护毛主席，毛主席还带来了‘三个老鼠’，足够对付那些居心叵测的人了。”

蒋介石那边呢？他也确实动过扣押毛泽东的念头。他在日记里已经开始起草中共的所谓罪状了，列了十几条出来，还写道：“如果我不拘留毛泽东，不加以审判的话，我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先烈。”

但他担心苏联和美国的反应——美国大使赫尔利亲自到延安迎接毛泽东，并且保证说毛的安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苏联红军占据着东三省，一旦翻脸后果很难预料。他反复掂量之后，放弃了扣留毛泽东的计划。

10月10日，《双十协定》在桂园客厅签字。第二天清晨，张治中亲自护送到毛泽东登上专机返回延安。飞机降落后，张治中走下舷梯对前来迎接的数千名干部群众说：“是我把毛主席接到重庆去的，今天又负责把他送回来了，这对得起大家。”

回到重庆以后，蒋介石当着他的面问他是为什么没有事先向他请示就擅自把对方的代表护送到安全的地方去的？张治中回答得很干脆：“我保护对方代表的安全离境是我的职责。”蒋介石并没有再追究了。但是从此他对张治中的态度明显冷淡起来了。

看完这段历史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真正的信任从来不是嘴上说出来的，是拿命换来的吧？周总理替毛主席挡酒的时候，可能不只是在抵挡酒精的侵袭，还有随时可能到来的暗箭。他没有去想“凭什么是我喝酒”，而是觉得“我不喝谁来喝”。

张治中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却把自己的宅子让出来，把毛泽东的安全看得比自己的前途还重要。那些警卫人员二十出头的年纪拿着枪在门外瞪着眼睛坐到天亮。这些人各有各的立场，在那个关键时刻他们都选择了同一个选择——守护一个人的安全就是守护一个国家走向和平的可能。

平常我们跟朋友或者同事交往的时候，道理是一样的。平时称呼对方大哥大姐的多，真正有事情发生的时候，能够愿意为你"挡酒"的朋友有几个呢?可靠的关系，都是通过'做'建立起来的，并不是靠'说'就能建立起来的。

周恩来用他的行动向我们诠释了什么是“托底”，就是你只管往前冲，后面的任何事情都会有我在负责。这样的格局让我们一辈子都去研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