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9月26日，北京，邓小平在国务院有关会议上谈到科技工作时，特意提起了一个名字：黄昆。面对中国与世界科技水平的差距，他没有讲空话，而是直指人才问题：“我们没有善待杰出的半导体专家黄昆。”

这句话的分量，不只在于替一位科学家鸣不平，更在于点出了当时科研工作的症结。邓小平强调，真正有本领的人，哪怕性格古怪一些，也不能因生活习惯、处事方式不同而被冷落。科研机构要给他们创造条件，住房、生活和工作安排，都不能成为束缚。

他还提出，如果北京大学无法充分发挥黄昆的作用，就可以调他到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担任所长，并配备合适的党委书记，支持他的研究。这样的安排，实际上是把一个人的学术专长，同国家急需发展的半导体事业联系在一起。

黄昆并不是后来才突然成名的学者。1919年，他出生于北京，祖籍浙江嘉兴，母亲是湖南人。父亲黄徵曾在中国银行任职，家庭重视教育，但黄昆小时候并未表现出特别惊人的天赋。他自己回忆，童年时期除了会做简单算术，更多时间是在读小说。

转折发生在中学阶段。受伯父黄子通影响，黄昆逐渐对数学产生兴趣，成绩很快上升。1937年，他进入燕京大学物理系。那里的学习环境相对宽松，他开始接触量子力学，并凭借图书馆中有限的资料自学相关理论。

1941年毕业时，他完成了关于海森堡与薛定谔量子力学理论等价性的论文。抗战时期，黄昆又到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和学习，与杨振宁等人有过密切学术交流。条件艰苦，但讨论物理问题的风气很浓，年轻人常常围绕一个公式、一种解释争论很久。

1945年，黄昆赴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深造，师从莫特。莫特后来获得197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重视抓住问题本质，常用简洁的物理模型解释复杂现象。黄昆受到这种方法影响很深，逐渐形成了重视物理图像、反对沉溺繁琐计算的研究风格。

1947年，黄昆转到爱丁堡大学，在玻恩身边工作。玻恩是量子力学和晶格动力学领域的重要奠基者，对这位中国学生十分器重。黄昆后来协助完成《晶格动力学》，这部著作出版后，成为固体物理学界长期使用的重要文献。

有意思的是，黄昆在海外已有很好的学术条件，却在新中国成立后选择回国。1951年，他回到北京大学，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和人才培养上。那时国内现代固体物理基础薄弱，能系统讲授相关课程的人并不多，黄昆承担了大量基础性工作。

1956年，黄昆参与制订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发展半导体事业的紧迫性。同年，几所高校联合举办半导体专门化学习班，由黄昆任主任、谢希德任副主任。两年间，学习班培养出一批骨干，后来成为我国半导体研究的重要力量。

黄昆和谢希德合写的《半导体物理》，也在这一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许多年轻学生而言，这不是一本普通教材，而是他们进入半导体领域时最早接触到的系统读本。

遗憾的是，特殊历史环境下，黄昆曾长期远离科研一线。国家当时需要集中力量完成“两弹一星”等重大任务，半导体研究受到客观影响。对于一位已经在国际固体物理领域取得重要成果的学者来说，这段经历无疑是学术生涯中的巨大损失。

邓小平在1975年提出调整，正是希望改变这种状况。他看重的不是黄昆是否善于行政管理，而是他的学术判断力、组织能力和在半导体领域的声望。邓小平曾说，研究所要有好的“班子”，所长、党委书记和后勤负责人要相互配合，不能让懂科研的人独自承担所有事务。

1977年5月12日，邓小平在北京西山听取有关情况时，再次谈到黄昆：“黄昆适宜搞半导体研究。”同年8月4日，在一次教育和科技工作座谈会上，他又询问黄昆的近况，并表示仍认为黄昆应当担任半导体研究所所长。

调令下来后，黄昆没有摆出名教授的架子。1977年11月，他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带着行李到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报到。那一年，他58岁。

担任所长期间，黄昆重新调整研究方向，组织科研队伍，推动半导体物理和拉曼光谱研究。1983年，他卸下所长职务，之后仍以名誉所长身份参与实验室建设和学术指导。即使行政职务减少，他依旧坚持研究前沿问题，并与朱邦芬合作提出超晶格拉曼散射理论模型。

黄昆生活俭朴，长期住在中关村一套建于1955年的住房里，家具陈设十分简单。2002年，他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为500万元，其中大部分被用于支持半导体事业和人才培养。

2005年7月6日，黄昆在北京病逝，享年86岁。邓小平在1975年会议上提出的那句批评，最终推动这位物理学家重新回到半导体科研的关键位置，也留下了一个很具体的用人道理：对真正懂科学的人，最重要的不是让他适应形式，而是让他的专长得到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