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三那年，紫燃差点弄丢了人工耳蜗上的一个配件。

那是一个黑色的小配件，带有磁吸，是耳蜗体外机的一部分。傍晚在宿舍洗澡时，她不小心把它甩了出去，怎么也找不到。

六点半还要上课，时间越来越近，她也越来越慌。

同寝室友先回了教室，把这件事告诉班主任。老师在班里问：“紫燃的耳蜗配件掉了，谁愿意去帮忙找一下？”

很多同学举起了手。

后来，几个平时玩得好的朋友跑回宿舍，陪她一起翻找，终于在行李箱底部找到了那个小小的配件。

“本来我们已经决定放弃了，准备再买一个。”紫燃说，“但刚好是班主任叫来的同学帮我找到的，我就对这件事印象很深刻。”

△紫燃生活照

多年以后再说起这件事，她记住的已经不是差点弄丢耳蜗配件的慌张。

而是那天晚上，有那么多同学愿意跑回来，陪她一起找。

有时候，所谓融入，并不需要多么特别的照顾。

只是当一个人需要帮助时，身边的人很自然地伸出手；当她没有听清时，再耐心地说一遍。

如今，紫燃已经迈入新的人生阶段。新的校园、朋友和课程，都让她期待。

而她走到这里，已经用了很多年。

一岁半，一个人在北京

紫燃的听力问题，发现得很早。

出生后的听力筛查，她没有通过；满月、三个月复查时，仍然没有通过。

但因为紫燃有时好像又能听见，家里人始终抱着一丝期待。直到一岁时做了进一步检查，才确诊为极重度听力损失。

接下来，是人工耳蜗。妈妈至今记得当时的数字。“当时房子卖了才十八万，耳蜗是十八万五，连手术费各种下来就是二十万。”卖房的钱仍然不够，家里又向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才终于凑齐。

手术很顺利。之后，家人听从专业建议，带紫燃到北京接受康复训练。但手术已经花光了家里的积蓄，父母很难再承担长期留在北京陪住的费用。康复机构的老师体谅他们的困难，允许月底结算康复费。于是，一岁半的紫燃独自留在了北京，由老师照顾，接受康复训练。

△紫燃参加运动会

那时候还没有随时随地的视频通话。妈妈只能等老师每个月寄来的录像光盘。

一家人守着一张张光盘，看这个小小的孩子一点点变化：

叫她的名字，会有回应了；会喊爸爸妈妈了；后来，还能说简单的儿歌。半年多后，妈妈终于到北京接紫燃。

录像里看到的是孩子一点点学会听、学会说；真正见面时，妈妈却发现，女儿并没有马上扑向自己。

她甚至有些抵触。

妈妈后来猜，也许那么小的孩子曾经以为，爸爸妈妈不要她了。

回到昆明后，母女俩才一点点重新熟悉起来。

很多年后再说起这段经历，妈妈只说了一句：“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

后来，耳蜗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康复结束后，紫燃进入普通幼儿园、普通学校，和同龄孩子一起生活、学习。

幼儿园时，老师给她搭过一个小舞台，让她唱歌、背诗。小朋友会陪她练习发音，遇到说不清楚的地方，就帮她纠正。

妈妈常带她出去与人交流，爸爸则格外留意她的发音和听力状态，定期带她去调试人工耳蜗。

慢慢地，耳蜗不再是一件需要反复解释的“大事”。

它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而紫燃，也越来越像我们身边任何一个普通的女孩。

她从四岁开始学舞蹈，一跳就是十几年；学过架子鼓，也会追自己喜欢的歌手。

高考后的暑假，她和妈妈一起去看了一场演唱会，还报名考了驾照。

△紫燃看演唱会

她有喜欢的科目，也有不喜欢的科目；会认真，也会松懈。

说起学习，她甚至笑着承认，自己初一初二、高一高二都没有特别用功，到了关键节点才认真起来。

这些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小事，其实很重要。

因为一个听障孩子长大以后，真正值得期待的，并不是她成为一个“励志故事”。

而是有一天，她不再需要时时刻刻被提醒“你是一个听障者”，而可以像所有年轻人一样，有爱好、有烦恼、有偷懒的时候，也有自己想去的地方。

听力影响过她的选择，但没有替她选择人生。

当然，听力差异并没有因此消失

高二时，紫燃曾经很想读军校。但受到身高和听力等报考条件的限制，她没有继续这一选择。

填报志愿前，她又认真考虑过法学，也做了相关咨询。最后，她把目光转向国际经济与贸易——这个专业与她对政治、国际类内容的兴趣相契合，也是她愿意继续学下去的方向。

“那就挑一个除了法学以外更喜欢的专业。”最终，紫燃被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录取。

小时候调机时，紫燃见过很多和自己一样佩戴人工耳蜗的孩子。她曾经说，以后想当康复老师，帮助更多孩子。妈妈一直记着这句话。但长大后的紫燃有了自己的选择。

妈妈最终接受了。“都是最好的安排。”

△紫燃业余爱好

听力确实影响过紫燃的人生。有些职业，她无法选择；在一些环境里，她需要付出更多努力。但影响选择，和替她决定人生，是两回事。

说起大学生活，妈妈还有些放心不下。据妈妈观察，从初中开始，紫燃就不太愿意主动向别人提起自己佩戴人工耳蜗。

她只植入了一侧人工耳蜗。如果有人站在另一侧小声说话，有时她会听不清，需要再问一遍。

过去，她也曾因为听力差异受到过言语上的伤害。想到大学里新的同学和舍友，妈妈难免担心。

但紫燃自己，更多的是兴奋。

她期待离开父母，到一个新的环境里学习和生活；期待新的校园、新的朋友，也期待那个还没有完全展开的自己。她想辅修一门小语种，继续往国际经济、国际政治相关方向走，未来也想尝试涉外工作。

说起一路走来的经历，她想对和自己一样的听障朋友们说：

“千万不要自卑，遇到听不懂、不清楚的内容，大胆主动询问老师和同学。听障学英语会比较辛苦，但一定要多听多练习。能和普通考生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你已经足够优秀，一定要相信自己。”

听见以后呢？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当我们谈到听障儿童，最容易关注的是：他能不能听见？有没有助听设备？能不能植入人工耳蜗？康复得怎么样？能不能开口说话？能不能进入普通学校？

这些都重要。

但当越来越多听障孩子完成听力补偿、走进学校、慢慢长大以后，还有一个问题同样重要：听见以后呢？

他们能不能交到朋友？能不能自在地面对自己的助听设备？当没有听清一句话时，能不能自然地说一句“麻烦你再说一遍”？在升学、就业和进入社会之后，能不能拥有更多选择，而不是首先被“听障”两个字定义？

从一岁半离开父母、留在北京康复，到如今准备走进大学，听力差异一直是紫燃需要面对的生活现实。它影响过一些选择，也让她经历过不愿提起耳蜗的时刻。但它从来不是她人生全部的注脚。

△紫燃幼时舞蹈表演

她的人生里，还有幼儿园里唱歌的小舞台，有跳了十几年的舞蹈，有喜欢的歌手，有一场期待已久的演唱会，也有初三那个晚上，一群同学跑回宿舍，陪她寻找一个小小的耳蜗配件。

这些事情共同组成了紫燃。现在，她的人生正要翻开新的一页。

对爱的分贝来说，我们关注的也从来不只是一个孩子能不能听见。

我们更期待的是，听见以后，他们能够带着自己的兴趣、选择和期待，走进学校、走向社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

这也是为什么，除了持续为听障人群提供支持，我们越来越关注听障人群的社会融入，也希望让更多公众真正认识和理解他们。

很多时候，理解并不需要做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下一次，当一个佩戴助听设备的人没有听清时，不必替他尴尬，也不必刻意照顾。看着他，再说一遍，就好。

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把紫燃的故事分享出去。让更多理解，从认识一个真实的人开始。

注：本文涉及人物均为化名，照片使用已获本人及监护人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