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科塔克马恒达银行创始人乌代·科塔克在彭博新经济论坛上说了一番话：“如果打不过对手，那就加入他们。”他呼吁印度调整对中国投资的态度，通过引入中国资本、开展本土制造业合作，降低对西方投资的依赖。他还以上汽集团旗下名爵品牌、海尔等企业的合作案例为例，指出印中企业组建合资企业在印度本土制造产品，是壮大制造业的可行选择。这番话，在印度国内引发热议。

第二天，印度外长苏杰生也在这场论坛聊起中印关系，说得十分坦率。他表示，边境实际控制线保持稳定，是中印关系回归正常的关键，边境能否和平，会直接影响两国贸易与投资往来。他还有一番耐人寻味的表述：“我们不再强求，为了开展经贸合作就必须先解决边界问题。我们的底线已经调整，现在的核心就是维持边境的和平稳定。”

同一场论坛，同一个话题，印度商界和政界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反差。企业家呼吁接纳中国资本、技术搞发展；外长则强调边境和平是一切合作的前提。

细细品味就能发现内核截然不同：印度商界看重的是实实在在的资金与技术红利，一心想借力中国产业补齐自身短板；而印度政界，依旧想着拿边境问题做文章，为自己博弈争取政治筹码。

印度商界为什么急了：西方资本靠不住，中国资本才是真能落地的

科塔克这番呼吁，并不是随口一说。他看得很明白：过去印度过度依赖西方资本，如今风险越来越突出，尤其来自美国的压力持续增加，而且这类投资越来越偏向交易性质。背后的现实是，美国对印度的贸易施压一直在加码。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对印度商品加征关税，印度出口商叫苦连天。印度原本指望靠着美印战略伙伴关系拿到投资、引进技术，到头来才发现，华盛顿送来的是关税大棒与军火订单，不是工厂和生产线。

中国企业在印度已经拿出实实在在的落地案例，证明合资建厂这条路走得通。上汽收购的名爵品牌，在印度市场表现亮眼；海尔在印度落地生产基地，还计划和JSW集团组建合资公司，投资规模约100亿卢比。这些项目有个共同点：中方输出技术、投入部分资金，印方拿出本土市场并且掌握控股权，产品直接在印度本土生产。对印度而言，既能引进产业技术，保住“印度制造”的面子，还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

科塔克还提出更深一层的判断：如今关税越来越多地被当成博弈武器，中国产业资本更愿意出海，直接在海外市场投资建厂。说白了，中国企业有动力去海外布局本土制造，而印度本身就是一块巨大的消费市场。如果印度继续把中国资本挡在门外，中国企业完全可以转去越南、印尼、墨西哥，印度会直接错失这一轮全球产业转移的窗口。

印度商界释放接纳中国资本的信号，并不是立场突然转变，而是权衡得失后算清了一笔实在的经济账。西方资本往往只拿出方案蓝图、口头许诺，项目能不能落地充满变数；而中国资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厂房与生产线，可以直接投产。

目前，“印度制造”急需实体投资夯实根基。印度制造业真正需要的，是能把资金、技术转化成本土产能的合作伙伴，而不是只会画大饼、方案停留在PPT上的投资方。

无奈让步！印度调低对华合作门槛，硬扛只会拖垮自己

苏杰生在论坛上提到，从2024年至今，实控线沿线局势大体趋于稳定，两国关系也随之逐步走向正常化。中印印发展经贸往来，前提就是边境保持和平安宁。

前些年，印度一直将边境议题当成中印经贸合作的前置门槛，可这套策略并没有达到预想目的。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印度接连封禁多款中国手机应用，严格审核中国企业投资方案，多方打压已经落地印度的中资企业。

但最后的现实结果，却和印度的设想背道而驰。印度经济对中国的依赖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加深。2025至2026财年，中印双边贸易总额达到1511亿美元；其中印度对华出口194.7亿美元，从中国进口1316.3亿美元，贸易逆差高达1121.6亿美元，差不多占到印度整体贸易逆差的三分之一。进入2026年，仅前9个月，印度对华贸易逆差就突破1059.3亿美元，全年数据大概率会刷新去年的记录。

印度封禁了中国APP，却进口了更多中国电子产品与工业设备；它层层审核中企投资，资本只是转而投向越南、墨西哥；它试图把中国投资挡在国门之外，却拦不住源源不断流入的中国商品。

从这些事实不难看出，苏杰生的发言，是印度基于现实情况做出的战术调整，并非根本性的战略转向。过去印度试图拿边境议题捆绑经贸往来，想用经济筹码换取边界上的诉求。可几年实践下来，这套策略并没有达成预想目标：投资拦得住，商品挡不住；对华资本的大门关上，自身产业升级的缺口却没法补上。这套博弈方式，没有牵制到中国，反倒持续拖累了印度本土的工业化进程。

千亿逆差背后的真相：不是中国不进口，是印度没好货

苏杰生在论坛上谈及中印贸易，抱怨双边贸易失衡，称“贸易天平严重偏向中国”，还声称印度企业没能在中国市场，享受到印度给中国企业同等的公平竞争环境。但这套说法，对照真实数据一看就有局限。

印度对华出口今年增长40.7%，达到192.6亿美元，增速非常快。但绝对规模太小了。中国对印度出口1251.9亿美元，是印度对华出口的6.5倍。即便印度对华出口增速远高于中国对印度出口增速，逆差依然在扩大，因为基数差距太大了。

再细看进出口品类，差别更是一目了然。印度卖给中国的，大多是海产品、石脑油、印刷电路板、矿产这类资源品和初级产品；而中国出口印度的，以电子设备、机械装备、化工品等工业制成品为主。这种产业结构层面的差距，并不是单纯依靠所谓“市场公平环境”就能抹平的。不是中国不愿意采购印度的高附加值产品，而是现阶段印度本身拿不出足够多这类产品对华出口。

印度的IT和制药产业在全球倒是具备一定竞争力，但这两类产品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一直不高。根源不在于中国设立不合理的准入门槛，而是印度企业自身的国际化布局、品牌推广做得不足。换个角度看，这一点放在中国企业身上逻辑同样成立：印度商界嘴上欢迎中国资本，接纳的是能在当地建厂、创造岗位、转移技术的投资，而不是单纯来印度卖商品赚差价的外来企业。

贸易逆差只是产业差距带来的结果，并不是问题的根源。印度对华出口虽然大涨40%，增速看着很可观，但问题是基数太小，仅有190亿美元；反观中国对印度出口高达1250亿美元，体量差距摆在那里。印度想要缩小贸易缺口，核心出路是做强本土制造业，靠自己产出更多高附加值商品，而不是寄希望于中国主动减少出口。

印度得先摆正心态，不能一边要中国的钱和技术，一边把中国当成对手

印度内阁今年3月修改了外国直接投资规则，首次系统性放松了对中国投资的限制。在电子元件、资本货物、太阳能电池三个领域，如果被投资对象由印度人或印度人掌控的实体控股，审批时限控制在60日以内。但印度中国商会指出，这次调整是“局部优化”，而非“全面放开”，针对中资大额以及实际控股的投资并未调整，更多领域的中资投资仍面临严格审查。

这种“选择性放开”恰恰暴露了印度对华政策的纠结心理。印度很清楚，自己发展电子制造、光伏、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离不开中国的资金和技术。但与此同时，它又忌惮中国资本在当地做大、扩大影响力。

所以印度给自己设计了一套看似稳妥的合作模式：允许中资入局投资建厂、输出技术，但所有合资项目，必须由印度方面控股、把控管理权，技术主导权也牢牢握在自己手里。

算盘打得看似精明，却忽略了最基本的商业规律：企业出海投资，本质是为了盈利和长远发展，不是无偿帮扶。如果入驻印度的条件执定是——中方出钱、出核心技术，印度拿走股权和管理权，那中国企业完全可以选择越南、印尼等营商环境更宽松的市场，没必要在印度建厂。

印度市场体量确实很大，但市场大不代表投资稳。繁琐的审批流程、随时变动的政策、频繁发酵的本土民族主义情绪，都是中企落地绕不开的风险。

科塔克在论坛上说，当下的印度，应该敞开所有合作机会。这句话本身没有错，但印度当下最缺的不是开放机会，而是对海外投资明确的态度。不能一边在边境问题上强硬对峙，一边期待中国企业大规模赴印投资；不能一边层层卡审中资项目，一边又抱怨中印贸易失衡、中国进口印度商品太少；更不能一边把中国视作竞争对手，一边又想持续吸纳中国的产业资源和技术红利。毕竟，中国对印度的投资，不是单方面对印度的施舍。

印度当下的纠结局面，不在于要不要和中国合作，而在于能不能摆正合作心态。如果始终将中国资本当成需要提防的风险，而非助力本土工业化的优质资源，那么商界的合作呼吁永远只会停留在口头。至于苏杰生想要的“边境平稳、经贸回暖”，最终也只会沦为空谈。

张屹｜国际政治博士、世界经济博后